14 Year of Kafr Qaddum – A Catch 22

Behind the scenes of Between Conflicts and Tables and Non-violent and Violent Fights

 

Op-ed

Kafr Qaddum小鎮十四年(上)──裡外不是人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Israel and Palestine

August 2017

 

Kafr Qaddum開路抗爭剛邁入第七年,鎮民、記者、運動份子……奔跑著遠離催淚瓦斯。

D的Facebook又被封鎖了。

她用第三個分身寫來一封信,要我密切保持聯繫,隨口飆一陣拉丁粗話。「他們(以色列政府)啥都要查!」

在巴勒斯坦西岸非法居留的第三年,D依然不願飛回家鄉法國。執意在這3000公里外土地生根,倒也不是有了親密愛人之類多數外國人長居的緣由;但就欽佩水深火熱的絕望裡,當地居民那種「雖敗猶榮」、「雖辛苦卻善良」、「雖痛但笑」──她說著,眉間皺了一下──的模樣。

繼續用新帳號上傳照片、影片,並開啟live直播,分享每一次參與的衝突現場、讀到的社會議題、軍民的劍拔弩張。她也分享,每一天的夕陽與月亮多麼美麗、甜食多麼可口、清真寺晚禱多麼迷人……D是毫不猶疑的傾巴勒斯坦運動者兼紀錄者,從不吝於展現自己對高牆另一面以色列的痛恨、及對這一頭的熱愛。

每每一起到Kafr Qaddum小鎮記錄居民遊行示威的下午,我們總是站在人群第一排。除了方便拍攝外,弔詭的是,也相信IDF(Israel Defense Forces,以色列國防軍)周周朝民眾發射的子彈,不會針對咱們「外國人」飛來。

我們天生的金鐘罩

Kafr Qaddum是巴勒斯坦西岸Qalqilya省一個有三千多居民的小鎮,居民與眾多巴勒斯坦人一樣,都是1967年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五十年來,雖倖存、卻再也無法自由穿梭邊界的一群人。

鎮上居民大多仰賴農作物維生,其餘生活物資與機能,則必須開車到較繁榮的古城那不勒斯(Nablus)尋找。一路15分鐘車程,行經滿山橄欖園、小牧場與一些居民住家,由小鎮銜接城市。

但是,2003年,以軍封鎖了這一條道路,作為軍事用途。居民在軍人盯梢下,被迫繞道40分鐘才能進那不勒斯。住在封閉路段的居民,如果不願搬家,就必須步行一段距離,才可以取車開進城;回家時,也必須把車停在路障之外,慢慢走路回家。農人、牧人,在這段路經過的山坡種植、養育一輩子,卻再也沒法將工具放上貨車開近田園工作,得自己扛著所有器具,徒步抵達。

居民本循法律途徑,爭取恢復道路通行,卻在第二次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後遲遲等不著。5年後,法院在2010年判決以軍封路違法,但也指出這條路安全堪憂。這樣的裁決,成為以色列政府持續封路的理由。

於是鎮民自2011年夏天起,每周末走上這條路抗議,至今已連續第7年,希望被封鎖14年的舊路能再度開通。從小男孩到老先生,家家戶戶的男士都上街喊口號、丟石頭、燒輪胎以製作黑煙,女人則在家中高處觀察以軍是否有埋伏、突襲可能,提醒男士安危。

以象徵巴勒斯坦的國旗或圍巾Keffiyeh蒙面,丟石頭、燒輪胎,讓黑煙朝IDF飄去。

他們面臨的,是持槍、開著坦克車而來的以色列軍人。只要走上老路,就遭受各種子彈及榴彈的威脅,以及漫天催淚瓦斯嗆鼻嗆淚的白煙。即使抗爭中無事,回家後某一天,深夜一聲冷不防的巨響,就知以軍攻堅、摸黑來逮捕示威者了。

總是蒙面、手持大聲公的遊行領頭人Murad Shtaiwi說,過去7年,有數百位居民遭橡膠子彈、橡皮榴彈、催淚瓦斯罐等武器擊中,或遭狗咬、負傷累累。有84位居民被真子彈射傷或死亡,包含12位兒童。另外有些人,則因家中突然飛來催淚彈、躲避不及,送醫不治。

我所在的一季節裡,遭以軍射傷、深夜攻堅逮捕的鎮民就有數十位。

然而,當眾人在白煙、黑煙、以色列發射的各色武器中節節後退時,仍常站在第一線的我和D,慚愧地說,總是毫髮無傷。

還有我的以色列朋友S,挺巴勒斯坦獨立運動的他是來自海法的音樂家,總用他渾厚的嗓音與流利的希伯來文,與那頭年輕士兵隔空對嗆,拿三流笑話譏刺他們為虎作倀。有時喉嚨痛了,他會借走Murad的大聲公。參與抗爭的5年裡,他曾遭橡膠子彈擊中,然而,受傷情況並不多見。

盤旋在空中的攝影機轟隆作響,早已記住底下這個臺灣人的模樣。我拿鏡頭往上一拍,與這帶著螺旋槳的傢伙已是熟識,像是平時講電話時不時聽見手機裡的回音或怪聲般,諷刺地,我們畢竟找到了相安共處的方式。

它那雙眼睛還會看見,D總把自己攝影機裡的相片放大,秀給我那些持槍男孩訕笑的表情,同時大聲數落這些狼心狗肺的以色列士兵;看見她舉起勝利手勢,挑釁地伸直食指中指一起搖晃,和對面那一頭宣示自己的立場。

明明被摩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抓過、卻至今豪不低頭的D,她的氣慨令我動容。她抱著既已無法進入以色列、便乾脆持續逾期居留巴勒斯坦的決心,不計可能代價(譬如被驅逐出境、永遠不得入境)地鋌而走險。然而我畢竟還是小心翼翼的,也給自己留後路的。

我還貪念來回穿梭的基本權利,講公事點是為著採訪之便。有時我甚至扼腕,蹲點了一季節,卻沒幾次機會換個角度、改站在以色列軍人那一頭拍攝,和他們來幾場貌似天真無害好奇寶寶的對談。

以色列政府針對記者的軍事審查(military censorship)惡名昭彰,縱然相較中東各國之中,新聞自由度還不算太差──在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位居全球第99(全亞洲排名第一的臺灣,也只名列全球第45名),然而,假如你是巴勒斯坦記者或國外記者、熱衷紀錄遊行或衝突現場,那麼你遭驅趕、監視、自由受威脅的情況是家常便飯。

以色列軍人預備射擊。

當然,那條紅線在哪裡,在你不小心跨越、災難降臨之前,永遠不會知道。

縱然欽羨D,我倒也汗顏我們「外國人」及以色列人幸運得以站在第一排、卻不太擔心被射被打的天然優勢。我們總是舉起相機,假裝悠然地對以軍那一頭暗示:「你們接下來的一舉一動,我們都盯著。這些畫面,全世界都會看見。」

而S繼續說著他的三流笑話。

然而,我們遊刃有餘地站在鎮民前方,在歷經千辛萬苦的他們眼裡,不知什麼風景。

誰是主角?

他們總是不吝將水分享給我們……而Murad仍總是熱情地告訴我們:「謝謝你們與我們站在一起!」

一派斯文的巴勒斯坦記者好友Ahmad,總一面勸我後退、後退、再後退:「快過來我和攝影師旁邊!」一面令人尷尬地加一句:「我佩服妳的勇敢。」青少年時期,Ahmad曾因製作汽油彈、參與第二次大起義而遭以軍逮捕,導致今日他再也進不了以色列、欲出國也困難重重。

我想像他成長中銳氣遭折損的過程,亦看著他不再年輕氣盛的文質彬彬,理解他兩句看來衝突的話語其實意味深長。他很清楚,在這地方,即使作為一個記者、穿著印有PRESS的藍色背心,並不代表你擁有不被射傷的特權。而逮捕你的理由可以是各式各樣,假如以行政監禁(administrative detention)為名,更不需任何理由。

另一名也參與Kafr Qaddum示威5年的以色列朋友A,被催淚瓦斯罐、橡膠子彈打過,總是明哲保身地站在隊伍後方,拿起手機錄下以軍畫面。他是領我認識這小鎮的第一人,試著勸說我幾次「一起後退」後,放棄了。如今他只會在示威結束後,淡淡地說:「妳站得很近耶。」

作為以色列運動份子在特拉維夫(Tel Aviv,以色列首都)的聯繫人,A常帶來口罩、蛙鏡及可稍稍減弱催淚瓦斯痛楚的藥水,分享給鎮民。

「他們才是主角」,A總說。

A與S回到以色列後,仍日夜於各種社群平台分享運動資訊。然而當我問他們,考不考慮在自己熟悉的一線城市特拉維夫、海法辦場示威,讓以色列自己人槓上自己政府、擒賊先擒王時,他們雖同意這是對症下藥,但也都尷尬地沉默了。

因為,作為支持兩國方案(two state solution,以、巴各自立國)的以色列少數,S曾被鄰居罵作叛國賊、砸壞他房子以示警告;A身邊,也不乏不屑與不解的閒言閒語。他們有自己的角色困局要面對。

巴勒斯坦當地人呢?「Kafr Qaddum不就那樣?」他們說,大多鮮少關注那兒消息。7年來的示威遊行,曾經舉國響應,如今只剩地方鎮民繼續堅持。其他村鎮的抗爭,會以女性抗爭者、阿凡達裝扮等方式吸引眼球;然而周周上街、抗爭頻率最高的Kafr Qaddum在當地人眼裡,卻始終平淡、傳統、缺乏創意。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日復一日的槍林彈雨早是家常便飯,對受傷、陣亡、遭逮捕已不像外人那樣有感。以色列與外國人的積極參與,令他們納悶:或許不過是另一群少見多怪的人,短暫追逐著高潮迭起的故事。

每周末,見Kafr Qaddum鎮民在催淚瓦斯中又嗆又淚又吐又笑,照顧流血的傷患;巴勒斯坦人樂觀和天真的迷人姿態,差點就要令許多外國紀錄者把自己完全地託付出去、黏著這塊土地,一輩子為它奮鬥。

然而,鼻子湊得愈深,愈明瞭各種幽暗的景況,這塊土地並不全是美好的:黑手政治、貪汙、明爭暗鬥、欺騙、信任難題,長年累積的苦楚,終究在平民身上還是有了痕跡。

「但通常當你終於發現時,早已抽不了身。」一位記者曾說:「穿梭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假使想做一個全觀的紀錄者,試著抓一個若即若離的安全關係,帶著專業地對雙方既批判也試著同理,那麼,你只會被雙方都唾棄、最後兩面不是人。」舊日至今日的仇恨,終究水火不容。

許多長居而終究心灰意冷的人在收拾包袱離去前,才道出心聲:「巴勒斯坦(人)就是因為自身也一堆問題,難怪無法打贏這場仗、持續被佔領。」但沒有人明瞭究竟雞生蛋、蛋生雞,孰因孰果。更難的是,由於擔心造成更多偏見,這般心情,通常無法與外人、未曾真心擁抱過這塊土地人輕易透露,以免加劇這世界大多數人早已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穆斯林貼上的標籤。

那是以巴衝突在許多外來者心中的巨牆。若非緊抓一邊作為立足點,大多是夢碎後退回自己的舒適圈──許多國際組織工作者駐點數年,甚至未曾熟習當地語言。我想起BBC記者利皮卡.佩拉漢在回憶錄《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中,也吐露過同樣心境。

力挺兩國方案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在《A Tale of Love and Darks》裡,對這塊衝突之地,也有以下譬喻:

「耶路撒冷是位性愛成癮的老嫗,不斷壓榨一位又一位情人,至死方休,而後一個哈欠便將對方從自己身上抖落;耶路撒冷是黑寡婦,趁著交歡之際將伴侶一一吞噬。」

在角色的難題裡,Kafr Qaddum只是一個影子。映照出男人、女人、鎮民、在地記者、外國紀錄者、以色列運動者、巴勒斯坦平民之間難以言說的關係默契,有時如膠似漆,有時焦急尋找不讓自己陷入兩難的槓桿中心,有時退回舒適安逸的角落。

每一個周末,天空總要泛白。

然而無論如何,相較於無法自由移動、批評自家政府就面臨牢獄之災的巴勒斯坦記者,以及面臨巨大社會壓力的A與S,D與我仍是相對的自由人。鎮民對我們愈是溫暖、愈將我們捧為外來的救星,我們就愈汗顏;他們愈是極力討好我們,我們就愈對於自身的優勢感到尷尬。直到我們學著假裝不把這一切當作一回事。

在尷尬的腳色裡,我竟漸漸懂得聽音辨別橡膠子彈、真子彈或橡皮榴彈的來襲。每一次發射時的不同聲響,或清脆或沉重,都暗示著以軍的下一波攻勢。縱然飛過身邊時同樣令人心跳差點停止,然而巴勒斯坦這一頭在槍林彈雨中互相照顧、邊罵邊笑、有時以石塊成功擊中以軍後大聲歡呼的模樣,反倒像《現代啟示錄》裡放著古典樂的戰場,令人迷惘。(他們確實有時播著音樂哼唱,像一場嘉年華會。)

大多時候,真實現場已不若想像中戰場總令人血脈賁張,倒有種生活不過如此的平淡與緩慢。我和鎮民們笑談封閉路段上的雞、鴨、牛、羊、驢子、小狗很可憐,難以移動,受困於滿山白煙黑煙裡……他們則笑我計畫明日、下周、下個月的習慣,「誰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子、自己會在哪裡」,沒有意義,喪禮與婚禮同樣難以預測。

每周末的現場

覆以橡皮的鋼製子彈看似比真子彈危險性低,然而若射程夠近、瞄準目標夠脆弱,還是能兇猛穿刺人體,甚至導致死亡。以色列國防軍規定40公尺以上可發射橡膠子彈,但只能射擊腿部、不能朝兒童、也不能從移動的車輛中射擊。然而實際傷亡案例顯示,巴勒斯坦人在橡膠子彈下承受的待遇,早遠遠超越了這些範圍。

橡皮榴彈雖有柔軟的一面,然而撞擊彈跳後、硬質的另一端同樣能傷人;如同催淚瓦斯罐除了氣體的威力,罐身同樣具有砸中頭部、腰部等人體脆弱部位的殺傷力。Kafr Qaddum許多鎮民已懂得將以軍射來的催淚瓦斯罐撿起來拋擲、或直接一腳踢回以軍那一方;然而他們表示,罐身載有的動力,縱使一個常踢足球的人也不好控制。

至於彈弓及投石器(sling)──舊石器時代就存在的冷兵器,是幼稚園的小朋友看著大哥哥們每周使用、就躍躍欲試的遠程武器。他們把一條附有皮套的繩子繫在手上,撿一塊石頭夾入,用手臂使勁拋甩、達到離心力後瞬間鬆開一端,讓石頭甩向坦克、持槍的軍人。

斷垣殘壁是他們石頭的來源。有時候,IDF提早埋伏在這些建築物後方、或某個凹陷的地洞裡,趁示威群眾靠近時傾巢而出、一舉逮捕。觀察入微的Murad時常識破這些攻勢,「後退一點,那兒有隻鳥突然飛離地面。」(我只看見一團白煙)、「狗有一陣子沒叫了」(把注意力放在子彈的我已忽略其他聲音)、「你看那叢樹不太對勁」(是嗎?)

那是14年的經驗。Murad教導我留意安危的方法、一面以擴音器提醒鎮民小心。他的夥伴舉起一面巴勒斯坦旗、與他肩並肩站在第一線;他的小兒子則和爸爸一樣蒙面上街、穿著汽車總動員的可愛T恤,繞來繞去地找小石頭、練習發射投石器。

每當埋伏幾小時的以軍終於忍不住現身、鑽出建築物、朝鎮民衝來時,大家一面後退,倒是一面士氣大振,笑得合不攏嘴。原來,鎮民開心彼此的團結,終究讓IDF功虧一簣。「收工收工!」Murad會見機結束一場抗爭。他說,就算以軍還想「繼續玩」,守住抗爭開始與結束的主導權相當重要。

一周兩場示威,地上散落的催淚瓦斯罐已數不清。示威結束後,有些居民拿著塑膠袋,把罐子撿回家,可當花盆或裝飾品,布置一下屋舍。Murad的兒子會教我嘗試拋擲投石器,我們朝山谷甩呀甩地,倒是以色列運動份子A與S在一旁勸我停止、以免被拍下「使用武器」的照片,因而入獄、或出境後再也回不來。

Kafr Qaddum是我一個季節前,進入巴勒斯坦的第一個景象,難免對她抱有特殊情感,但也能想像許多人的漸漸無感。我從一季節前小心翼翼地包好口鼻、戴好蛙鏡、扣好防彈背心,至今只穿著一身便服、掛一條備用圍巾;從明哲保身地走在隊伍後方,到總是走向第一線。在他們眼裡,我似乎也沾染了一點不計後果的習性。

於是我漸漸可以理解D的選擇,縱然在她逾期居留三年之後,我們才相遇。我也漸漸能理解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司空見慣、乃至於興味索然,不再主動與他們提起每個周末、這個(在我眼裡)孤單抗爭的地方。

D前幾天搭計程車時,遇上喬扮成司機的摩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探員,至今行蹤不明。Murad與大一點的兒子,雙雙被橡膠子彈射中,縱然沒有性命大礙。

我穿梭於不同的地理空間與人群,有時歌舞昇平、有時煙硝四起、有時一片寂靜,像反覆切換著不同的夢境,愈來愈難整理自己。或許,寫下我們的相遇與短暫的相聚,是我當刻唯一能做的事。

如夢一場

周末的交通非常不便,因此每次從抗爭結束,沒法和其他紀錄者廝混太久,就得趁天黑前盡快攔車回到住處。假若與當地人住在一起,我們總是一起下廚,一邊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我用力搓洗手掌、腳踝、臉上沾染燃燒輪胎黑煙的污漬。梳洗乾淨後,沏上一壺帶有香料味的阿拉伯咖啡、或熱茶。浸入將近10茶匙濃濃的糖,在攪拌的過程裡沉澱當天所見一切,嚐著一口口有糖粒、起司香的Kunafa(那不勒斯人引以為傲的在地甜點),如夢一場。

晚餐裡,總是各種笑聲不斷。巴勒斯坦人很喜歡笑容,臉上常掛著,拍照時更是燦爛大放。一旦話題朝嚴肅的氣氛而去,總會有人把話題帶開,「Don’t worry,Be happy」的精神很重要,有時甚至令人難以判斷一句話是玩笑或認真。同樣地,太嚴肅的話題,也難以連續進行幾小時的深度切入。

宗教因素,大部分穆斯林不喝酒,若喝,也是在家裡偷偷地喝。然而香菸、水煙,幾乎沒有男性不沉迷其中一種。「沒事做啊,我們太無聊了」,男男女女都說,大學除了政黨類團體外別無社團,一群人聚在一起,就算天天見面,漫無目的也能閒聊數個小時。

「誰還記得Kafr Qaddum?」曾有人這樣告訴我。數十年如一日的抗爭,若非鎮人,誰還繼續堅持?許多人對武裝抗爭失去信心,許多人則反倒認為一切不夠激烈、期待下一次大規模的起義。然而多數人不將它帶入日常對話,以免增添煩憂,於是我也學著加入各種輕飄飄、可愛的、美麗的話題。

我們會放起歌曲、關起房門、提高音響,再一起跳舞。他們會偷偷喝點小酒,啤酒、伏特加、蘭姆酒……甚至自己調酒。生活在某些時刻突然一切歡愉浪漫,有聽不完的輕柔舞曲、有講不完的玩笑話可以揮霍,有擁抱不完親吻不完的habibi、habibti(親愛的朋友)、有不計明天的明天……。

K在一角玩著時下流行的spinner,像出神了。那玩意怎麼轉都停不下來,他說,放在指尖有一種舒服的感覺。他閉上眼睛,把spinner放在自己額頭。我玩笑說,你要飛起來了。他幽幽地說:「嗯,我如果飛起來,我要去見我的菩薩(K幾天前在看youtube介紹台灣的影片時,看到彰化大佛,說自己好喜歡),我要問他:『為什麼,這裡的生活是這個樣子?……』」

一片沉寂。一個一個醉了、都曾入獄過的朋友,罕見地滿臉愁容,說:「這邊沒有人生……」「你看,這什麼房子,這什麼安檢站……這什麼佔領!」

「見棺不掉淚,離別無感覺」、「我們對婚禮喪禮婚禮喪禮頻繁交替的日子早已無感」、「說再見?沒有什麼了」──這不是永遠堆滿笑意的他們,曾經告訴我的嗎?

沉寂時刻突然暴露的心情,荒腔走板的一切,比荒謬劇還要現實,突然殘忍地令人鼻酸。眼前的一切,漸漸把自己掏空。

千里相逢,終須一別

知道我的家鄉後,當地人、外國人常與我問起臺灣。許多次,話題圍繞在:對於渴求台灣獨立的人來說,臺灣究竟有沒有比巴勒斯坦好命?

臺灣人有自己的護照、可自由穿梭、有相對自由的言論與新聞空間。前人奮鬥而來的成果加上一點幸運,讓今日的我們不必像巴勒斯坦人必須流血奮戰、爭取基本權益。

然而,巴勒斯坦擁有聯合國觀察員身分,已使台灣望塵莫及。當地人數十年來性命相搏、不惜與以色列衝突的故事,也使更多人看見這塊土地,起而投注心力。論國際能見度、同理與支持,臺灣自是不比巴勒斯坦。

反觀擁有舒適生活的臺灣,或許反而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裡,邁向另一個黑洞而不自知。缺乏危機意識、追求安穩、朝錢途靠攏的生存習性,或許正是最適合駕馭臺灣的武器;不需要巴勒斯坦般的流血衝突,輕輕鬆鬆就能讓臺灣人將自己的自由拱手交出去。──啊,這是許多外國人最後的結論,他們說話比較直接。

久居巴勒斯坦的斯洛伐克律師M,沾染了當地人總說漂亮話語、愛笑的模樣,直到某一次酒後,才沉重地告訴我,她對眼前的一切都不害怕,但最害怕是再也無法面對家鄉。「我害怕回去之後,我再也受不了自己國家的人、身邊的人、我的家人,看著他們每天為自己微小的安逸慾望奮鬥、計較著,那使我痛苦;我很希望他們體會我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但他們未曾住在這兒,絕對無法理解。」

這樣的心聲,是許多長居中東國家的人共有的心結。回到家鄉後,總是難以開口。

一季節後,我也暫時離開了這塊土地。三個月前不欲受政府盯梢而持的觀光簽證,再次提醒自己身分矛盾的事實。即使如此,我的護照依然硬是被貼上了一張危險等級貼紙,在1到6之間被列為5號危險等級,僅次於最危險的6號。

十年前,Joe Sacco在非虛構漫畫《巴勒斯坦》中,對自己身為記者、外來者、高傲者時時感到裡外不是人的自嘲依舊。我翻讀漫畫時,也意識到自己蹲點一季節後,現實與夢境開始糾葛不清。對於真實世界所見、所體驗的事件,也進入難以表述或不願表述的狀態。有些照片拍完,就封了好幾天沒有打開;好幾次落筆想寫些什麼,卻塗了幾句就停止,不再完成。

現實中太多消亡或離別,在我漸漸習以為常後,也同理了無力之下的奮力歡愉,出現理解與投入改變之間的斷裂。不得不承認,我沾染了身邊的人忘我而不計明日地活著的習性,偶然懷疑每一刻當下的意義。縱使依然覺得交流是重要的,卻好像有個機制,始終阻擋自己的情緒。

帶我踏上這塊土地的,或許是18年前的自己。那個對記者懷抱憧憬的孩子,牽著成年的我走向一處處風景。我感謝所有陪我度過這一段時光、令我開了視野了每一個人,自己能做的,或許僅僅是寫下這一篇筆記,讓故事繼續傳下去;在飛往另一片沙漠前,用力地回顧一遍:由一個路斷的小鎮延伸出的現場。

記憶中踏上巴勒斯坦第一天Kafr Qaddum震撼彈的爆裂聲,終究漸漸疊上載我飛向空中的飛機引擎聲。我的經過,終究只是鎮民14年歲月裡一個小小的過客腳印──在下一次之前。

滿山遍野的催淚瓦斯白煙裡,居民在橄欖樹叢間穿梭、往風的反方向奔跑。

(註:為保護受訪者安全,部分引述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