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Years of Kafr Qaddum – A Catch 22

A behind-the-scenes of Between Conflicts and Tables and With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Armed Fights

Op-ed

Kafr Qaddum小鎮十四年（上）──裡外不是人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Israel and Palestine

August 2017

D的Facebook又被封鎖了。

她用第三個分身寫來一封信，要我密切保持聯繫，隨口飆一陣拉丁粗話。「他們（以色列政府）啥都要查！」

在巴勒斯坦西岸非法居留的第三年，D依然不願飛回家鄉法國。執意在這3000公里外土地生根，倒也不是有了親密愛人之類多數外國人長居的緣由；但就欽佩水深火熱的絕望裡，當地居民那種「雖敗猶榮」、「雖辛苦卻善良」、「雖痛但笑」──她說著，眉間皺了一下──的模樣。

繼續用新帳號上傳照片、影片，並開啟live直播，分享每一次參與的衝突現場、讀到的社會議題、軍民的劍拔弩張。她也分享，每一天的夕陽與月亮多麼美麗、甜食多麼可口、清真寺晚禱多麼迷人……D是毫不猶疑的傾巴勒斯坦運動者兼紀錄者，從不吝於展現自己對高牆另一面以色列的痛恨、及對這一頭的熱愛。

每每一起到Kafr Qaddum小鎮記錄居民遊行示威的下午，我們總是站在人群第一排。除了方便拍攝外，弔詭的是，也相信IDF（Israel Defense Forces，以色列國防軍）周周朝民眾發射的子彈，不會針對咱們「外國人」飛來。

我們天生的金鐘罩

Kafr Qaddum是巴勒斯坦西岸Qalqilya省一個有三千多居民的小鎮，居民與眾多巴勒斯坦人一樣，都是1967年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五十年來，雖倖存、卻再也無法自由穿梭邊界的一群人。

鎮上居民大多仰賴農作物維生，其餘生活物資與機能，則必須開車到較繁榮的古城那不勒斯（Nablus）尋找。一路15分鐘車程，行經滿山橄欖園、小牧場與一些居民住家，由小鎮銜接城市。

但是，2003年，以軍封鎖了這一條道路，作為軍事用途。居民在軍人盯梢下，被迫繞道40分鐘才能進那不勒斯。住在封閉路段的居民，如果不願搬家，就必須步行一段距離，才可以取車開進城；回家時，也必須把車停在路障之外，慢慢走路回家。農人、牧人，在這段路經過的山坡種植、養育一輩子，卻再也沒法將工具放上貨車開近田園工作，得自己扛著所有器具，徒步抵達。

居民本循法律途徑，爭取恢復道路通行，卻在第二次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後遲遲等不著。5年後，法院在2010年判決以軍封路違法，但也指出這條路安全堪憂。這樣的裁決，成為以色列政府持續封路的理由。

於是鎮民自2011年夏天起，每周末走上這條路抗議，至今已連續第7年，希望被封鎖14年的舊路能再度開通。從小男孩到老先生，家家戶戶的男士都上街喊口號、丟石頭、燒輪胎以製作黑煙，女人則在家中高處觀察以軍是否有埋伏、突襲可能，提醒男士安危。

他們面臨的，是持槍、開著坦克車而來的以色列軍人。只要走上老路，就遭受各種子彈及榴彈的威脅，以及漫天催淚瓦斯嗆鼻嗆淚的白煙。即使抗爭中無事，回家後某一天，深夜一聲冷不防的巨響，就知以軍攻堅、摸黑來逮捕示威者了。

總是蒙面、手持大聲公的遊行領頭人Murad Shtaiwi說，過去7年，有數百位居民遭橡膠子彈、橡皮榴彈、催淚瓦斯罐等武器擊中，或遭狗咬、負傷累累。有84位居民被真子彈射傷或死亡，包含12位兒童。另外有些人，則因家中突然飛來催淚彈、躲避不及，送醫不治。

我所在的一季節裡，遭以軍射傷、深夜攻堅逮捕的鎮民就有數十位。

然而，當眾人在白煙、黑煙、以色列發射的各色武器中節節後退時，仍常站在第一線的我和D，慚愧地說，總是毫髮無傷。

還有我的以色列朋友S，挺巴勒斯坦獨立運動的他是來自海法的音樂家，總用他渾厚的嗓音與流利的希伯來文，與那頭年輕士兵隔空對嗆，拿三流笑話譏刺他們為虎作倀。有時喉嚨痛了，他會借走Murad的大聲公。參與抗爭的5年裡，他曾遭橡膠子彈擊中，然而，受傷情況並不多見。

盤旋在空中的攝影機轟隆作響，早已記住底下這個臺灣人的模樣。我拿鏡頭往上一拍，與這帶著螺旋槳的傢伙已是熟識，像是平時講電話時不時聽見手機裡的回音或怪聲般，諷刺地，我們畢竟找到了相安共處的方式。

它那雙眼睛還會看見，D總把自己攝影機裡的相片放大，秀給我那些持槍男孩訕笑的表情，同時大聲數落這些狼心狗肺的以色列士兵；看見她舉起勝利手勢，挑釁地伸直食指中指一起搖晃，和對面那一頭宣示自己的立場。

明明被摩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抓過、卻至今豪不低頭的D，她的氣慨令我動容。她抱著既已無法進入以色列、便乾脆持續逾期居留巴勒斯坦的決心，不計可能代價（譬如被驅逐出境、永遠不得入境）地鋌而走險。然而我畢竟還是小心翼翼的，也給自己留後路的。

我還貪念來回穿梭的基本權利，講公事點是為著採訪之便。有時我甚至扼腕，蹲點了一季節，卻沒幾次機會換個角度、改站在以色列軍人那一頭拍攝，和他們來幾場貌似天真無害好奇寶寶的對談。

以色列政府針對記者的軍事審查（military censorship）惡名昭彰，縱然相較中東各國之中，新聞自由度還不算太差──在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位居全球第99（全亞洲排名第一的臺灣，也只名列全球第45名），然而，假如你是巴勒斯坦記者或國外記者、熱衷紀錄遊行或衝突現場，那麼你遭驅趕、監視、自由受威脅的情況是家常便飯。

當然，那條紅線在哪裡，在你不小心跨越、災難降臨之前，永遠不會知道。

縱然欽羨D，我倒也汗顏我們「外國人」及以色列人幸運得以站在第一排、卻不太擔心被射被打的天然優勢。我們總是舉起相機，假裝悠然地對以軍那一頭暗示：「你們接下來的一舉一動，我們都盯著。這些畫面，全世界都會看見。」

而S繼續說著他的三流笑話。

然而，我們遊刃有餘地站在鎮民前方，在歷經千辛萬苦的他們眼裡，不知什麼風景。

誰是主角？

他們總是不吝將水分享給我們……而Murad仍總是熱情地告訴我們：「謝謝你們與我們站在一起！」

一派斯文的巴勒斯坦記者好友Ahmad，總一面勸我後退、後退、再後退：「快過來我和攝影師旁邊！」一面令人尷尬地加一句：「我佩服妳的勇敢。」青少年時期，Ahmad曾因製作汽油彈、參與第二次大起義而遭以軍逮捕，導致今日他再也進不了以色列、欲出國也困難重重。

我想像他成長中銳氣遭折損的過程，亦看著他不再年輕氣盛的文質彬彬，理解他兩句看來衝突的話語其實意味深長。他很清楚，在這地方，即使作為一個記者、穿著印有PRESS的藍色背心，並不代表你擁有不被射傷的特權。而逮捕你的理由可以是各式各樣，假如以行政監禁（administrative detention）為名，更不需任何理由。

另一名也參與Kafr Qaddum示威5年的以色列朋友A，被催淚瓦斯罐、橡膠子彈打過，總是明哲保身地站在隊伍後方，拿起手機錄下以軍畫面。他是領我認識這小鎮的第一人，試著勸說我幾次「一起後退」後，放棄了。如今他只會在示威結束後，淡淡地說：「妳站得很近耶。」

作為以色列運動份子在特拉維夫（Tel Aviv，以色列首都）的聯繫人，A常帶來口罩、蛙鏡及可稍稍減弱催淚瓦斯痛楚的藥水，分享給鎮民。

「他們才是主角」，A總說。

A與S回到以色列後，仍日夜於各種社群平台分享運動資訊。然而當我問他們，考不考慮在自己熟悉的一線城市特拉維夫、海法辦場示威，讓以色列自己人槓上自己政府、擒賊先擒王時，他們雖同意這是對症下藥，但也都尷尬地沉默了。

因為，作為支持兩國方案（two state solution，以、巴各自立國）的以色列少數，S曾被鄰居罵作叛國賊、砸壞他房子以示警告；A身邊，也不乏不屑與不解的閒言閒語。他們有自己的角色困局要面對。

巴勒斯坦當地人呢？「Kafr Qaddum不就那樣？」他們說，大多鮮少關注那兒消息。7年來的示威遊行，曾經舉國響應，如今只剩地方鎮民繼續堅持。其他村鎮的抗爭，會以女性抗爭者、阿凡達裝扮等方式吸引眼球；然而周周上街、抗爭頻率最高的Kafr Qaddum在當地人眼裡，卻始終平淡、傳統、缺乏創意。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日復一日的槍林彈雨早是家常便飯，對受傷、陣亡、遭逮捕已不像外人那樣有感。以色列與外國人的積極參與，令他們納悶：或許不過是另一群少見多怪的人，短暫追逐著高潮迭起的故事。

每周末，見Kafr Qaddum鎮民在催淚瓦斯中又嗆又淚又吐又笑，照顧流血的傷患；巴勒斯坦人樂觀和天真的迷人姿態，差點就要令許多外國紀錄者把自己完全地託付出去、黏著這塊土地，一輩子為它奮鬥。

然而，鼻子湊得愈深，愈明瞭各種幽暗的景況，這塊土地並不全是美好的：黑手政治、貪汙、明爭暗鬥、欺騙、信任難題，長年累積的苦楚，終究在平民身上還是有了痕跡。

「但通常當你終於發現時，早已抽不了身。」一位記者曾說：「穿梭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假使想做一個全觀的紀錄者，試著抓一個若即若離的安全關係，帶著專業地對雙方既批判也試著同理，那麼，你只會被雙方都唾棄、最後兩面不是人。」舊日至今日的仇恨，終究水火不容。

許多長居而終究心灰意冷的人在收拾包袱離去前，才道出心聲：「巴勒斯坦（人）就是因為自身也一堆問題，難怪無法打贏這場仗、持續被佔領。」但沒有人明瞭究竟雞生蛋、蛋生雞，孰因孰果。更難的是，由於擔心造成更多偏見，這般心情，通常無法與外人、未曾真心擁抱過這塊土地人輕易透露，以免加劇這世界大多數人早已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穆斯林貼上的標籤。

那是以巴衝突在許多外來者心中的巨牆。若非緊抓一邊作為立足點，大多是夢碎後退回自己的舒適圈──許多國際組織工作者駐點數年，甚至未曾熟習當地語言。我想起BBC記者利皮卡．佩拉漢在回憶錄《耶路撒冷的移居者》中，也吐露過同樣心境。

力挺兩國方案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在《A Tale of Love and Darks》裡，對這塊衝突之地，也有以下譬喻：

「耶路撒冷是位性愛成癮的老嫗，不斷壓榨一位又一位情人，至死方休，而後一個哈欠便將對方從自己身上抖落；耶路撒冷是黑寡婦，趁著交歡之際將伴侶一一吞噬。」

在角色的難題裡，Kafr Qaddum只是一個影子。映照出男人、女人、鎮民、在地記者、外國紀錄者、以色列運動者、巴勒斯坦平民之間難以言說的關係默契，有時如膠似漆，有時焦急尋找不讓自己陷入兩難的槓桿中心，有時退回舒適安逸的角落。

然而無論如何，相較於無法自由移動、批評自家政府就面臨牢獄之災的巴勒斯坦記者，以及面臨巨大社會壓力的A與S，D與我仍是相對的自由人。鎮民對我們愈是溫暖、愈將我們捧為外來的救星，我們就愈汗顏；他們愈是極力討好我們，我們就愈對於自身的優勢感到尷尬。直到我們學著假裝不把這一切當作一回事。

在尷尬的腳色裡，我竟漸漸懂得聽音辨別橡膠子彈、真子彈或橡皮榴彈的來襲。每一次發射時的不同聲響，或清脆或沉重，都暗示著以軍的下一波攻勢。縱然飛過身邊時同樣令人心跳差點停止，然而巴勒斯坦這一頭在槍林彈雨中互相照顧、邊罵邊笑、有時以石塊成功擊中以軍後大聲歡呼的模樣，反倒像《現代啟示錄》裡放著古典樂的戰場，令人迷惘。（他們確實有時播著音樂哼唱，像一場嘉年華會。）

大多時候，真實現場已不若想像中戰場總令人血脈賁張，倒有種生活不過如此的平淡與緩慢。我和鎮民們笑談封閉路段上的雞、鴨、牛、羊、驢子、小狗很可憐，難以移動，受困於滿山白煙黑煙裡……他們則笑我計畫明日、下周、下個月的習慣，「誰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子、自己會在哪裡」，沒有意義，喪禮與婚禮同樣難以預測。

每周末的現場

覆以橡皮的鋼製子彈看似比真子彈危險性低，然而若射程夠近、瞄準目標夠脆弱，還是能兇猛穿刺人體，甚至導致死亡。以色列國防軍規定40公尺以上可發射橡膠子彈，但只能射擊腿部、不能朝兒童、也不能從移動的車輛中射擊。然而實際傷亡案例顯示，巴勒斯坦人在橡膠子彈下承受的待遇，早遠遠超越了這些範圍。

橡皮榴彈雖有柔軟的一面，然而撞擊彈跳後、硬質的另一端同樣能傷人；如同催淚瓦斯罐除了氣體的威力，罐身同樣具有砸中頭部、腰部等人體脆弱部位的殺傷力。Kafr Qaddum許多鎮民已懂得將以軍射來的催淚瓦斯罐撿起來拋擲、或直接一腳踢回以軍那一方；然而他們表示，罐身載有的動力，縱使一個常踢足球的人也不好控制。

至於彈弓及投石器（sling）──舊石器時代就存在的冷兵器，是幼稚園的小朋友看著大哥哥們每周使用、就躍躍欲試的遠程武器。他們把一條附有皮套的繩子繫在手上，撿一塊石頭夾入，用手臂使勁拋甩、達到離心力後瞬間鬆開一端，讓石頭甩向坦克、持槍的軍人。

斷垣殘壁是他們石頭的來源。有時候，IDF提早埋伏在這些建築物後方、或某個凹陷的地洞裡，趁示威群眾靠近時傾巢而出、一舉逮捕。觀察入微的Murad時常識破這些攻勢，「後退一點，那兒有隻鳥突然飛離地面。」（我只看見一團白煙）、「狗有一陣子沒叫了」（把注意力放在子彈的我已忽略其他聲音）、「你看那叢樹不太對勁」（是嗎？）

那是14年的經驗。Murad教導我留意安危的方法、一面以擴音器提醒鎮民小心。他的夥伴舉起一面巴勒斯坦旗、與他肩並肩站在第一線；他的小兒子則和爸爸一樣蒙面上街、穿著汽車總動員的可愛T恤，繞來繞去地找小石頭、練習發射投石器。

每當埋伏幾小時的以軍終於忍不住現身、鑽出建築物、朝鎮民衝來時，大家一面後退，倒是一面士氣大振，笑得合不攏嘴。原來，鎮民開心彼此的團結，終究讓IDF功虧一簣。「收工收工！」Murad會見機結束一場抗爭。他說，就算以軍還想「繼續玩」，守住抗爭開始與結束的主導權相當重要。

一周兩場示威，地上散落的催淚瓦斯罐已數不清。示威結束後，有些居民拿著塑膠袋，把罐子撿回家，可當花盆或裝飾品，布置一下屋舍。Murad的兒子會教我嘗試拋擲投石器，我們朝山谷甩呀甩地，倒是以色列運動份子A與S在一旁勸我停止、以免被拍下「使用武器」的照片，因而入獄、或出境後再也回不來。

Kafr Qaddum是我一個季節前，進入巴勒斯坦的第一個景象，難免對她抱有特殊情感，但也能想像許多人的漸漸無感。我從一季節前小心翼翼地包好口鼻、戴好蛙鏡、扣好防彈背心，至今只穿著一身便服、掛一條備用圍巾；從明哲保身地走在隊伍後方，到總是走向第一線。在他們眼裡，我似乎也沾染了一點不計後果的習性。

於是我漸漸可以理解D的選擇，縱然在她逾期居留三年之後，我們才相遇。我也漸漸能理解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司空見慣、乃至於興味索然，不再主動與他們提起每個周末、這個（在我眼裡）孤單抗爭的地方。

D前幾天搭計程車時，遇上喬扮成司機的摩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探員，至今行蹤不明。Murad與大一點的兒子，雙雙被橡膠子彈射中，縱然沒有性命大礙。

我穿梭於不同的地理空間與人群，有時歌舞昇平、有時煙硝四起、有時一片寂靜，像反覆切換著不同的夢境，愈來愈難整理自己。或許，寫下我們的相遇與短暫的相聚，是我當刻唯一能做的事。

如夢一場

周末的交通非常不便，因此每次從抗爭結束，沒法和其他紀錄者廝混太久，就得趁天黑前盡快攔車回到住處。假若與當地人住在一起，我們總是一起下廚，一邊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我用力搓洗手掌、腳踝、臉上沾染燃燒輪胎黑煙的污漬。梳洗乾淨後，沏上一壺帶有香料味的阿拉伯咖啡、或熱茶。浸入將近10茶匙濃濃的糖，在攪拌的過程裡沉澱當天所見一切，嚐著一口口有糖粒、起司香的Kunafa（那不勒斯人引以為傲的在地甜點），如夢一場。

晚餐裡，總是各種笑聲不斷。巴勒斯坦人很喜歡笑容，臉上常掛著，拍照時更是燦爛大放。一旦話題朝嚴肅的氣氛而去，總會有人把話題帶開，「Don’t worry，Be happy」的精神很重要，有時甚至令人難以判斷一句話是玩笑或認真。同樣地，太嚴肅的話題，也難以連續進行幾小時的深度切入。

宗教因素，大部分穆斯林不喝酒，若喝，也是在家裡偷偷地喝。然而香菸、水煙，幾乎沒有男性不沉迷其中一種。「沒事做啊，我們太無聊了」，男男女女都說，大學除了政黨類團體外別無社團，一群人聚在一起，就算天天見面，漫無目的也能閒聊數個小時。

「誰還記得Kafr Qaddum？」曾有人這樣告訴我。數十年如一日的抗爭，若非鎮人，誰還繼續堅持？許多人對武裝抗爭失去信心，許多人則反倒認為一切不夠激烈、期待下一次大規模的起義。然而多數人不將它帶入日常對話，以免增添煩憂，於是我也學著加入各種輕飄飄、可愛的、美麗的話題。

我們會放起歌曲、關起房門、提高音響，再一起跳舞。他們會偷偷喝點小酒，啤酒、伏特加、蘭姆酒……甚至自己調酒。生活在某些時刻突然一切歡愉浪漫，有聽不完的輕柔舞曲、有講不完的玩笑話可以揮霍，有擁抱不完親吻不完的habibi、habibti（親愛的朋友）、有不計明天的明天……。

K在一角玩著時下流行的spinner，像出神了。那玩意怎麼轉都停不下來，他說，放在指尖有一種舒服的感覺。他閉上眼睛，把spinner放在自己額頭。我玩笑說，你要飛起來了。他幽幽地說：「嗯，我如果飛起來，我要去見我的菩薩（K幾天前在看youtube介紹台灣的影片時，看到彰化大佛，說自己好喜歡），我要問他：『為什麼，這裡的生活是這個樣子？……』」

一片沉寂。一個一個醉了、都曾入獄過的朋友，罕見地滿臉愁容，說：「這邊沒有人生……」「你看，這什麼房子，這什麼安檢站……這什麼佔領！」

「見棺不掉淚，離別無感覺」、「我們對婚禮喪禮婚禮喪禮頻繁交替的日子早已無感」、「說再見？沒有什麼了」──這不是永遠堆滿笑意的他們，曾經告訴我的嗎？

沉寂時刻突然暴露的心情，荒腔走板的一切，比荒謬劇還要現實，突然殘忍地令人鼻酸。眼前的一切，漸漸把自己掏空。

千里相逢，終須一別

知道我的家鄉後，當地人、外國人常與我問起臺灣。許多次，話題圍繞在：對於渴求台灣獨立的人來說，臺灣究竟有沒有比巴勒斯坦好命？

臺灣人有自己的護照、可自由穿梭、有相對自由的言論與新聞空間。前人奮鬥而來的成果加上一點幸運，讓今日的我們不必像巴勒斯坦人必須流血奮戰、爭取基本權益。

然而，巴勒斯坦擁有聯合國觀察員身分，已使台灣望塵莫及。當地人數十年來性命相搏、不惜與以色列衝突的故事，也使更多人看見這塊土地，起而投注心力。論國際能見度、同理與支持，臺灣自是不比巴勒斯坦。

反觀擁有舒適生活的臺灣，或許反而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裡，邁向另一個黑洞而不自知。缺乏危機意識、追求安穩、朝錢途靠攏的生存習性，或許正是最適合駕馭臺灣的武器；不需要巴勒斯坦般的流血衝突，輕輕鬆鬆就能讓臺灣人將自己的自由拱手交出去。──啊，這是許多外國人最後的結論，他們說話比較直接。

久居巴勒斯坦的斯洛伐克律師M，沾染了當地人總說漂亮話語、愛笑的模樣，直到某一次酒後，才沉重地告訴我，她對眼前的一切都不害怕，但最害怕是再也無法面對家鄉。「我害怕回去之後，我再也受不了自己國家的人、身邊的人、我的家人，看著他們每天為自己微小的安逸慾望奮鬥、計較著，那使我痛苦；我很希望他們體會我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但他們未曾住在這兒，絕對無法理解。」

這樣的心聲，是許多長居中東國家的人共有的心結。回到家鄉後，總是難以開口。

一季節後，我也暫時離開了這塊土地。三個月前不欲受政府盯梢而持的觀光簽證，再次提醒自己身分矛盾的事實。即使如此，我的護照依然硬是被貼上了一張危險等級貼紙，在1到6之間被列為5號危險等級，僅次於最危險的6號。

十年前，Joe Sacco在非虛構漫畫《巴勒斯坦》中，對自己身為記者、外來者、高傲者時時感到裡外不是人的自嘲依舊。我翻讀漫畫時，也意識到自己蹲點一季節後，現實與夢境開始糾葛不清。對於真實世界所見、所體驗的事件，也進入難以表述或不願表述的狀態。有些照片拍完，就封了好幾天沒有打開；好幾次落筆想寫些什麼，卻塗了幾句就停止，不再完成。

現實中太多消亡或離別，在我漸漸習以為常後，也同理了無力之下的奮力歡愉，出現理解與投入改變之間的斷裂。不得不承認，我沾染了身邊的人忘我而不計明日地活著的習性，偶然懷疑每一刻當下的意義。縱使依然覺得交流是重要的，卻好像有個機制，始終阻擋自己的情緒。

帶我踏上這塊土地的，或許是18年前的自己。那個對記者懷抱憧憬的孩子，牽著成年的我走向一處處風景。我感謝所有陪我度過這一段時光、令我開了視野了每一個人，自己能做的，或許僅僅是寫下這一篇筆記，讓故事繼續傳下去；在飛往另一片沙漠前，用力地回顧一遍：由一個路斷的小鎮延伸出的現場。

記憶中踏上巴勒斯坦第一天Kafr Qaddum震撼彈的爆裂聲，終究漸漸疊上載我飛向空中的飛機引擎聲。我的經過，終究只是鎮民14年歲月裡一個小小的過客腳印──在下一次之前。

（註：為保護受訪者安全，部分引述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