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lease or Reprisonment of Collective Trauma – Ghost Hunting
Review
《捉鬼》:集體創傷的釋放或再囚 Published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 and The Storm Media
Palestine, Israel and Taiwan
July 2018

1967年六日戰爭以來半世紀,巴勒斯坦人基於家園遭以色列愈來愈深入侵佔的不斷反抗,共約85萬人遭以色列軍方逮捕,包含未成年孩童,其中有200多人性命在囚禁期間結束。時至今日,25至60歲巴勒斯坦男性中有40%以上都曾被以色列逮捕。我在巴勒斯坦期間所認識的每個家庭,幾乎都有成員在監獄裡,當中許多人堅稱未有犯行、亦無法得知自己受指控的原因。
縱使「行政監禁」已被指出違反聯合國兩公約,更受國際特赦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譴責,這種在未有犯罪事實下逮捕「潛在威脅者」、犯人無法循法律途徑辯護、拘期可無限延長的逮捕手段,依然為以色列軍方大量使用。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調查統計,截至今年4月,有424人遭受行政監禁。
《捉鬼》(另譯:噩夜監獄劇場)導演Raed Adoni出生於六日戰爭,18歲入獄又出獄以來卅年揮之不去的心理煎熬,促使他精心策畫一場如同專業電影選角的舞台,集合共有記憶者重返時空、面對縈繞心頭的鬼魅。早在佈景師拿起工具前,舞台其實早已搭起;攝影機直視的是昨日的荒謬,然而將記憶與經驗翻攪出腦海以搏命演出的人們,卻其實再一次經歷了綿延至今的真實疼痛。
這場猶如戲中戲的劇情式紀錄片,重現了人們持暴力及權威剝奪他者自由與權利的殘酷過程,令人想起日漸失控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米爾格倫電擊實驗,以及納粹、法西斯、赤柬等未完全釐清的非人道歷史,乃至本世紀真相未明的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等。令人格外疼痛的是《捉鬼》的噩夢,正鏡映著以巴地區至今日夜未曾止歇的悲劇,也使得此片受到爭議:究竟以角色扮演重現互虐的集體創傷,是釋放及療癒,或其實將使創傷加劇且循環?
這些歷史頗有相似性:未經專業訓練的年輕獄卒或士兵、無法辨敵的恐懼、缺乏相互理解的教育、資訊不透明、過度信任權威或盲目忠誠、以個人創傷施予他人創傷……使得原本相似的個體成為極端的施暴者或受暴者,只在一線之間,且野火燎原。虐囚的目標即使名為獲得情報,以酷刑審訊聞名(或惡名昭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年已有辯論:酷刑對獲得情資是無效的。刑求的真正用意在心理折磨(大過生理折磨),而主體性遭剝奪的個體,也將漸漸放棄自尊、權利及自由。
心理創傷的後遺症總是比生理創傷恆久,當每個受暴者亦可能成為施暴者,旁觀紀錄片與每一場歷史實驗的我們,是否也已陷入實驗之中?我們的情緒將如何左右舉止?值得細究的是,相較於史丹佛監獄實驗進行前,受試者多表示偏好扮演囚犯,《捉鬼》導演則透露所有人皆選擇扮演獄卒,並表示:這很自然。
巴勒斯坦的現況猶如溫水煮青蛙,在以色列長年的精神威嚇與屈辱待遇下,人們對暴力抗爭不抱信心,對和平抵抗亦失去期望。身在臺灣的我們即使呼吸相對自由的空氣,仍應意識到人權的消逝往往並非一瞬間,而是一步步妥協的過程。當昨日的集體創傷仍未獲得透明的脈絡,將默許著陰影蔓延至暗湧不斷的未來。
《2018年臺灣國際人權影展特刊》學習單題目:
- 能說說你觀看此片時的感受嗎?若可以,請分階段描寫。
- 面臨回憶中不愉快的經歷,你曾經選擇重現它們、或遺忘它們嗎?為什麼?或為什麼不?
- 若可以選擇,你偏好扮演囚犯或獄卒?為什麼?
-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頂住環境的壓力,堅決不成為施暴者?
- 你認為《捉鬼》是紀錄片或劇情片?
- 你認為《捉鬼》與你熟悉的生長環境,有什麼連結?
《2018年臺灣國際人權影展特刊》延伸電影推薦:
HBO《Ghosts of Abu Ghraib》, 2007
Kyle Patrick Alvarez《史丹佛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2015
Frank Darabont《刺激1995》, 1994
萬仁《超級大國民》,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