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ing Back Home by Paintbrush
An interview with Brigitte Findakly and Lewis Trondheim about their work “Poppies of Iraq”
Feature Story
伊拉克的罌粟花──用畫筆回家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Iraq and France
November 2017

「小時候,妳真的想當擦鞋匠嗎?」我問布莉吉特‧范達克利(Brigitte Findakly)。
在由丈夫路易斯‧通代(Lewis Trondheim)執筆繪畫、范達克利負責著色的《伊拉克的罌粟花(Coquelicots d’Irak)》裡,她回憶小時候,每當有擦鞋匠來到摩蘇爾(Mosul)的老家附近時,她總愛觀察鞋匠整齊排列的工具、鞋箱,著迷地看著一個個擦鞋的過程,覺得鞋蠟的味道好好聞。
可愛的筆觸、各色顏料交疊的畫塊,構築出年近60歲的畫家,在15歲隨父母舉家遷往法國以前,遺留在家鄉的童年回憶。這40多年來,伊拉克經過海珊(Saddam Hussein)掌權、兩伊戰爭、波斯灣戰爭、經濟困境、今日的伊斯蘭國(IS)蹂躪,早已面目全非,意外成為一家人無法回頭的家園。
范達克利透過簡單而沒有過分詮釋的漫畫──像是藍天大樹下,小女孩蹲坐草皮上仔細地看著擦鞋匠;像是每個夏天,噴灑DDT的防疫車經過帶著灰撲撲的飛煙,她與哥哥被要求躲在家中一格格的窗戶後方,只能乾瞪眼地羨慕鄰居小孩興奮地追著車子後方奔跑;像是每年沙塵暴襲來,城市被染上一片暖調的鉛丹色,她在幾筆線條勾勒成的房子裡,盯著天空一看就是幾小時,學校停課,所有交通停擺,「我好愛這樣的時刻,全家人一起待在屋子裡」。──串起屬於童年的私密回憶。
即使19歲、31歲時短暫回訪的伊拉克已滿目瘡痍,五六零年代的家鄉摩蘇爾城,在她心中依然愉悅動人,帶給我們對這塊土地不同以往的想像。「我希望人們可以發現這個國家迷人、友善的一面,」范達克利告訴我:「摩蘇爾每到春天時,總是幾百萬朵罌粟花同時盛開。我和路易斯討論書名時,『罌粟花』很快就飛進腦海;而且,這種花被摘下後的短暫生命,與我的故事之間,關係再明顯不過了。」
「親愛的,這花一被摘下,馬上就會謝了。」范達克利母親曾經告訴她。童年時她喜愛爬石塊、踢足球、野餐兼大採罌粟花的幾個古城區,如尼姆魯德(Nimrud)、哈特拉(Hatra)等古文明遺址,今日已遭伊斯蘭國摧毀。
伊拉克與法國的記憶交錯
從范達克利開始整理童年回憶、到《伊拉克的罌粟花》初版於法國的出版,橫渡了四、五年。即使夫妻倆已有26年並肩繪畫的經歷,108頁的漫畫透過同一個口述者陳述,會不會因為視角、呈現手法過度重複,令讀者乏味,是主繪者通代最大的挑戰。通代坦言:「最冒險的根本不是我們會搞砸這本書,而是我們兩個會不會因為它而鬧翻了!」他說:「謝天謝地,這件事沒有發生。」
把范達克利的故事說給大眾,一開始是通代的提議。2015年3月,法國《世界報(Le Monde)》詢問通代,能否為它們的應用程式(app)「晨曦(La Matinale)」構思未來一年、每週一次的連環漫畫。通代詢問妻子,願不願將她的成長故事作為素材?

范達克利的回憶過程是極為感性的,「若不是路易斯幫我整理故事線,我的敘事不可能這麼務實、效率。」雖然她很清楚,自己不要一個聳動的故事線,心裡想傳達的故事,畢竟不是一場驚悚片或悲劇,而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不過,兩人都面臨如何避免「重寫」故事的難題,譬如如何不浪漫化發生過的一切、不延伸場景、不重塑對話。
通代表示:「自始至終,我都得試著保持一段距離,才能不情緒化,專注在事實上。」
無論是血流成河的社會、難以喘息的家族聚會、傳統社會的束縛與悲劇,兩夫妻都以可愛而圓潤的畫風呈現。無厘頭的搞笑亦時常是呈現悲劇的形式,這畢竟是一則關於成長的故事──在矛盾中成長,青春期掙扎於異地的不適應,最後蛻變為一位法國女人,卻頻頻回望始終動盪不安、難以回頭的伊拉克,並必須照顧雙親在遲暮之年的喃喃自語。
她是不願回去了。家鄉那一頭的怵目驚心、早已脫節的文化,是她難以想像的、逝去的家園。「完全不考慮回去了嗎?」我再確認了一次。她說:「假如我的所有家人都還在伊拉克,當然,總有一天我會回去的吧。但是,也不可能長久住在那裡。」
於是,《伊拉克的罌粟花》不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而是交錯著於伊拉克的成長點滴、於法國的成長時光,以及1977年、1989年二度重返伊拉克的記憶。范達克利說:「我給路易斯看了我小時候在尼尼微(Nineveh,尼姆魯德古城所在地)門前和獅子雕像的合照。那些有翅膀的獅子,在我給他看照片的兩周前,剛剛被IS斬首。他於是從這件事開始作畫,甚至還把照片放在連環漫畫裡。」
通代回憶這些漫畫成書的過程:「如果我才畫了前兩頁,就讓她找到問題,我大概就放棄了。我不想冒著傷害我們感情的風險,去完成這本書。不過,我提出的調性、圖像風格,她都滿喜歡的,所以一切還算順利。」
2016年8月,《伊拉克的罌粟花》在法國成書出版。
無法倒轉的童年
然而,看似白描而平實的鋪陳,都彷彿盡皆等待著最後一擊──故事中可愛的人事物的凋零。在法國、伊拉克生活的片段穿插中,我們看見范達克利的家人在異地生活的流轉中,面臨了歲月的掙扎。橫跨半個世紀,綁著髮帶的小女孩也已即將步入60歲的年紀。為了這場採訪,也才得知她的父親於半年前過世。
我想起同樣敘述伊拉克家庭故事的一部紀錄片《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導演法迪勒(Abbas Fahdel)18歲前往法國追尋自由,離開兩伊戰爭中的家鄉;壯年後,他重回故鄉紀錄家園。
然而,目睹了波斯灣戰爭戰前、戰後的家破人亡,他最終發覺自己無力剪輯120小時的影片,擱置10年。重新面對時,他花了2年剪輯,彷彿看著認識之人的鬼魂一般。5個半小時的長片裡,屢次預告影中人的死亡,觀看時,不由得對眼前、當刻祥和溫馨的家庭時光,產生毛骨悚然的警覺。
范達克利回不去的,究竟是家園,還是罌粟花般太快凋零的、記憶裡的童年?
1972年,父親下定決心帶全家搬往自己留學時熟悉的法國,但母親自小在法國成長,極不認同回到那塊早已令她失望的土地。《伊拉克的罌粟花》裡,我們看見母親穿著圍裙、將飯菜擺上桌,靜靜聽范達克利嚷嚷:「我投老爸一票,我們去法國。」又靜靜地聽父親摟著肩膀、試著安定她:「等伊拉克變好,我們就回來。」

范達克利說,老爸的如意算盤是,等時局變好,就能夠回到伊拉克。
她回憶,1989年10月,兩伊戰爭結束的一個月後,是她最後一次回到伊拉克。她以為戰爭結束,可以更常回去了。「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心揪成一團,但我還是跟大家道別,說我們很快會再見的。」不到一年,海珊侵略科威特,引爆波斯灣戰爭。
老年的父親,記憶一次一次錯誤。老年的母親,開始述說以往始終三緘其口的童年。堂表兄弟姊妹們,近年來都陸續搬離了伊拉克。「接著,那些偏執狂(Daesh,阿拉伯國家對伊斯蘭國的貶稱)進入了我出生的摩蘇爾──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和伊拉克曾有的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漫畫裡的許多片段,在范達克利的童年裡尚未受到關照。「這些零碎的時刻,對我來說曾經都是小事一樁,我不曉得後來,它們對我來說居然這麼重要。」她細究,微小的碎片最後成為了連結她與伊拉克、與童年、與雙重難以回訪的空間及時間之間,極為珍貴的一切。
「這些地點已經不存在了,而時間徹底改變了我們。」她說。

另有些細節,則存在范達克利童年的雷達之外,在丈夫為了繪畫而摸索故事線的過程裡,才被發現、重新認識,提供了另一些新鮮的視角。他會反覆確認、或詢問更多的細節。「路易斯問的問題,有時候我無法回應,我的媽媽和大我六歲的哥哥就成為超棒的諮詢對象。」
書中的一些奇聞軼事欄,就是這樣產生。
范達克利一家人與多數伊拉克人不同的宗教背景,就是其中一例。當中的相互理解、衝突與包容,也是《伊拉克的罌粟花》另一條重要的敘事線。今年7月,范達克利才到聖地牙哥和兒時玩伴娜娃久別重逢,兩個家庭從大門緊閉、直到敞開、甚至掏心掏肺的歷程,也是一則故事。
國家、宗教與性別
通代與范達克利在同一家店裡、同一間房子裡共事26年,兩人的默契是如何養成?又要如何避免視角過度雷同,如何相互挑戰?
通代說:「為了避免文字和畫面一直重複、老是用同樣的梗,我們會把故事愈挖愈深,解決方法通常就會出現。」為了讓故事線維持新鮮,絞盡腦汁地激盪,變成兩人之間的一場趣味遊戲。「最後我用了一些可愛的視覺梗,這些梗我平常不會想到,例如伊朗士兵的金色塑膠鑰匙、對照海珊女婿的賓士車鑰匙那一段。」
相較於亟欲脫離法國、遠嫁伊拉克、試著與丈夫融入當地文化的母親,范達克利在青春期浸淫了法國的文化、聽法文歌、成長為一個法國女人、定居法國。
我好奇地問范達克利:「我似乎察覺到,妳在書中想要暗示一些與性別角色相關的難題,並常常以父母為例。可以和我們分享妳為什麼這麼做嗎?」
「我覺得,了解自己成長的環境及父母的性格很重要。我們會受我們父母的樣子影響。我的媽媽很有耐心、也很有勇氣地決定定居伊拉克,接受東方的傳統文化。但她也知道,如何在入境隨俗、採納東方傳統文化裡讓她喜歡的部分同時,保有一些西方的傳統文化。」她不忘再強調:「我的父母親是因為自由戀愛而結婚的,這在(以媒妁婚姻為傳統的)當時並不存在。」
性別的角色,也漸漸成為范達克利關心的社會議題。1968年春天,在巴黎捲起的五月風暴(Mai 68)掃到了年幼的范達克利,然而10歲的她依然懵懵懂懂,只覺得「好危險啊~法國」。幾年後,她卻開始參加了街頭運動,包含女權運動。雖然,一想到父母親會在電視上看到她上街頭,她其實捏把冷汗。

昨日與今日的法國
「六八學運時,我還太小。但是隨後的女權運動興起時,我感覺自己的年紀可以關心一下了。」范達克利回憶自己高中時開始走上街頭。
回到伊拉克時,她也曾和親戚、朋友聊到這些事,「但是傳統的重量實在是比什麼都強大,當我講到性別平權時,我害大家都笑了。因為根本沒人聽得下去,尤其還要去瞭解這是什麼碗糕。」
經歷了六七零年代的洗禮,以及在法國受到的震撼教育,譬如書中曾提到:「我必須針對一個主題表達我的看法。在伊拉克,我們從不曾被這樣要求過。」,許多新的意識在范達克利心中萌芽。我好奇問她,半世紀後,如何看待今日的法國或歐洲?當時影響妳的精神,如今尚存嗎?妳如何看待這些年,發生在法國及歐洲的事件、民意右傾的走向、及各式各樣的轉變,或者有些什麼想法,想和讀者分享?
「在我的書中,我沒有試著解釋或教大家:不論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學習生活在一起。但我想,透過我的經驗,我們理解到,包容及接納別人原本的模樣,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各式各樣的攻擊事件以及極右派的崛起,讓我既憂愁且絕望,因為它們在人們之間傳遞仇恨。而仇恨,不比暴力好到哪裡去。」
父親的懸念
「現在是2016年,我(在伊拉克)的堂、表兄弟姊妹始終期待局勢可以好轉,他們一直留到父母過世。然後,為了給孩子一個正常的未來,他們幾乎都移民到世界各地。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瑞典、法國……」范達克利在書中提到,許多人緊緊抓著基督教信仰──唯一能保有的東西──,同時也陷入了伊斯蘭恐懼症。
「我不會批評他們。也不會與他們爭辯。不管他們變成什麼樣子,我還是愛著他們,保存我們之間的珍貴回憶。」
范達克利的父親,由於在法國的生活不如期待,晚年失魂落魄地喪失生活意志,嚷嚷著後悔自己擅作主張、離開伊拉克,未能給一家四口美好的生活。雖然兄妹倆始終告訴父親,是他的決定給了他們美好的未來,不過,要一直等到父親在1995年親自回到巴格達、見證伊拉克的處境後,才不再懸念。
父親在半年前過世,晚年會用范達克利給他的速寫本畫畫,但已失去閱讀與理解的能力。「不過2016年8月《伊拉克的罌粟花》出版後,他還來得及看見這本書、握在他的手裡。」范達克利說,不一定要理解這本書在說什麼,也好。
母親則很開心這本書的問世,還看了好幾遍。「我覺得對她來說,最興奮的大概是有天早上,她看到報紙裡有篇報導在講這本書吧!而且,那篇報導還用了書裡面,(巧手的)她做蛋糕給大家吃的那一頁!」

她說,伊拉克有些傳統是讓她懷念的,例如,想拜訪誰都可以隨時路過、上門,不必提前敲時間;還有明明客人拜訪時,明明很貪吃,卻要拒絕主人的好意幾次才點頭。「前幾個月和娜娃見面,我全心全意地愛她!但即使我跟她說好幾次我不想玩那個遊戲、不想要明明想吃第二份卻假裝自己不餓……但她實在費了一番功夫,才有辦法適應這個樣子的我。」
范達克利指出,1958年伊拉克軍事政變後,政府為提防間諜,街頭被禁止拍照,民眾在公開場合照相恐怕得面臨牢獄之災,因此很難找到其後的照片;同時,透過Google街景也找不到伊拉克地區的資料。因此,通代透過范達克利提供的家族老照片,再參考Panoramio網站的資料,才一筆一筆重現記憶中的伊拉克,完成《伊拉克的罌粟花》。
她說:「因為這本書,我也才有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回憶,或許有一天,我的小孩能認識這些故事,因為我們沒有機會真的好好討論過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