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ing Back Home by Paintbrush

An interview with Brigitte Findakly and Lewis Trondheim about their work “Poppies of Iraq”

Feature Story

伊拉克的罌粟花──用畫筆回家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Iraq and France

November 2017

「小時候，妳真的想當擦鞋匠嗎？」我問布莉吉特‧范達克利（Brigitte Findakly）。

在由丈夫路易斯‧通代（Lewis Trondheim）執筆繪畫、范達克利負責著色的《伊拉克的罌粟花（Coquelicots d’Irak）》裡，她回憶小時候，每當有擦鞋匠來到摩蘇爾（Mosul）的老家附近時，她總愛觀察鞋匠整齊排列的工具、鞋箱，著迷地看著一個個擦鞋的過程，覺得鞋蠟的味道好好聞。

可愛的筆觸、各色顏料交疊的畫塊，構築出年近60歲的畫家，在15歲隨父母舉家遷往法國以前，遺留在家鄉的童年回憶。這40多年來，伊拉克經過海珊（Saddam Hussein）掌權、兩伊戰爭、波斯灣戰爭、經濟困境、今日的伊斯蘭國（IS）蹂躪，早已面目全非，意外成為一家人無法回頭的家園。

范達克利透過簡單而沒有過分詮釋的漫畫──像是藍天大樹下，小女孩蹲坐草皮上仔細地看著擦鞋匠；像是每個夏天，噴灑DDT的防疫車經過帶著灰撲撲的飛煙，她與哥哥被要求躲在家中一格格的窗戶後方，只能乾瞪眼地羨慕鄰居小孩興奮地追著車子後方奔跑；像是每年沙塵暴襲來，城市被染上一片暖調的鉛丹色，她在幾筆線條勾勒成的房子裡，盯著天空一看就是幾小時，學校停課，所有交通停擺，「我好愛這樣的時刻，全家人一起待在屋子裡」。──串起屬於童年的私密回憶。

即使19歲、31歲時短暫回訪的伊拉克已滿目瘡痍，五六零年代的家鄉摩蘇爾城，在她心中依然愉悅動人，帶給我們對這塊土地不同以往的想像。「我希望人們可以發現這個國家迷人、友善的一面，」范達克利告訴我：「摩蘇爾每到春天時，總是幾百萬朵罌粟花同時盛開。我和路易斯討論書名時，『罌粟花』很快就飛進腦海；而且，這種花被摘下後的短暫生命，與我的故事之間，關係再明顯不過了。」

「親愛的，這花一被摘下，馬上就會謝了。」范達克利母親曾經告訴她。童年時她喜愛爬石塊、踢足球、野餐兼大採罌粟花的幾個古城區，如尼姆魯德（Nimrud）、哈特拉（Hatra）等古文明遺址，今日已遭伊斯蘭國摧毀。

伊拉克與法國的記憶交錯

從范達克利開始整理童年回憶、到《伊拉克的罌粟花》初版於法國的出版，橫渡了四、五年。即使夫妻倆已有26年並肩繪畫的經歷，108頁的漫畫透過同一個口述者陳述，會不會因為視角、呈現手法過度重複，令讀者乏味，是主繪者通代最大的挑戰。通代坦言：「最冒險的根本不是我們會搞砸這本書，而是我們兩個會不會因為它而鬧翻了！」他說：「謝天謝地，這件事沒有發生。」

把范達克利的故事說給大眾，一開始是通代的提議。2015年3月，法國《世界報（Le Monde）》詢問通代，能否為它們的應用程式（app）「晨曦（La Matinale）」構思未來一年、每週一次的連環漫畫。通代詢問妻子，願不願將她的成長故事作為素材？

范達克利的回憶過程是極為感性的，「若不是路易斯幫我整理故事線，我的敘事不可能這麼務實、效率。」雖然她很清楚，自己不要一個聳動的故事線，心裡想傳達的故事，畢竟不是一場驚悚片或悲劇，而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不過，兩人都面臨如何避免「重寫」故事的難題，譬如如何不浪漫化發生過的一切、不延伸場景、不重塑對話。

通代表示：「自始至終，我都得試著保持一段距離，才能不情緒化，專注在事實上。」

無論是血流成河的社會、難以喘息的家族聚會、傳統社會的束縛與悲劇，兩夫妻都以可愛而圓潤的畫風呈現。無厘頭的搞笑亦時常是呈現悲劇的形式，這畢竟是一則關於成長的故事──在矛盾中成長，青春期掙扎於異地的不適應，最後蛻變為一位法國女人，卻頻頻回望始終動盪不安、難以回頭的伊拉克，並必須照顧雙親在遲暮之年的喃喃自語。

她是不願回去了。家鄉那一頭的怵目驚心、早已脫節的文化，是她難以想像的、逝去的家園。「完全不考慮回去了嗎？」我再確認了一次。她說：「假如我的所有家人都還在伊拉克，當然，總有一天我會回去的吧。但是，也不可能長久住在那裡。」

於是，《伊拉克的罌粟花》不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而是交錯著於伊拉克的成長點滴、於法國的成長時光，以及1977年、1989年二度重返伊拉克的記憶。范達克利說：「我給路易斯看了我小時候在尼尼微（Nineveh，尼姆魯德古城所在地）門前和獅子雕像的合照。那些有翅膀的獅子，在我給他看照片的兩周前，剛剛被IS斬首。他於是從這件事開始作畫，甚至還把照片放在連環漫畫裡。」

通代回憶這些漫畫成書的過程：「如果我才畫了前兩頁，就讓她找到問題，我大概就放棄了。我不想冒著傷害我們感情的風險，去完成這本書。不過，我提出的調性、圖像風格，她都滿喜歡的，所以一切還算順利。」

2016年8月，《伊拉克的罌粟花》在法國成書出版。

無法倒轉的童年

然而，看似白描而平實的鋪陳，都彷彿盡皆等待著最後一擊──故事中可愛的人事物的凋零。在法國、伊拉克生活的片段穿插中，我們看見范達克利的家人在異地生活的流轉中，面臨了歲月的掙扎。橫跨半個世紀，綁著髮帶的小女孩也已即將步入60歲的年紀。為了這場採訪，也才得知她的父親於半年前過世。

我想起同樣敘述伊拉克家庭故事的一部紀錄片《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導演法迪勒（Abbas Fahdel）18歲前往法國追尋自由，離開兩伊戰爭中的家鄉；壯年後，他重回故鄉紀錄家園。

然而，目睹了波斯灣戰爭戰前、戰後的家破人亡，他最終發覺自己無力剪輯120小時的影片，擱置10年。重新面對時，他花了2年剪輯，彷彿看著認識之人的鬼魂一般。5個半小時的長片裡，屢次預告影中人的死亡，觀看時，不由得對眼前、當刻祥和溫馨的家庭時光，產生毛骨悚然的警覺。

范達克利回不去的，究竟是家園，還是罌粟花般太快凋零的、記憶裡的童年？

1972年，父親下定決心帶全家搬往自己留學時熟悉的法國，但母親自小在法國成長，極不認同回到那塊早已令她失望的土地。《伊拉克的罌粟花》裡，我們看見母親穿著圍裙、將飯菜擺上桌，靜靜聽范達克利嚷嚷：「我投老爸一票，我們去法國。」又靜靜地聽父親摟著肩膀、試著安定她：「等伊拉克變好，我們就回來。」

范達克利說，老爸的如意算盤是，等時局變好，就能夠回到伊拉克。

她回憶，1989年10月，兩伊戰爭結束的一個月後，是她最後一次回到伊拉克。她以為戰爭結束，可以更常回去了。「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心揪成一團，但我還是跟大家道別，說我們很快會再見的。」不到一年，海珊侵略科威特，引爆波斯灣戰爭。

老年的父親，記憶一次一次錯誤。老年的母親，開始述說以往始終三緘其口的童年。堂表兄弟姊妹們，近年來都陸續搬離了伊拉克。「接著，那些偏執狂（Daesh，阿拉伯國家對伊斯蘭國的貶稱）進入了我出生的摩蘇爾──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和伊拉克曾有的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漫畫裡的許多片段，在范達克利的童年裡尚未受到關照。「這些零碎的時刻，對我來說曾經都是小事一樁，我不曉得後來，它們對我來說居然這麼重要。」她細究，微小的碎片最後成為了連結她與伊拉克、與童年、與雙重難以回訪的空間及時間之間，極為珍貴的一切。

「這些地點已經不存在了，而時間徹底改變了我們。」她說。

另有些細節，則存在范達克利童年的雷達之外，在丈夫為了繪畫而摸索故事線的過程裡，才被發現、重新認識，提供了另一些新鮮的視角。他會反覆確認、或詢問更多的細節。「路易斯問的問題，有時候我無法回應，我的媽媽和大我六歲的哥哥就成為超棒的諮詢對象。」

書中的一些奇聞軼事欄，就是這樣產生。

范達克利一家人與多數伊拉克人不同的宗教背景，就是其中一例。當中的相互理解、衝突與包容，也是《伊拉克的罌粟花》另一條重要的敘事線。今年7月，范達克利才到聖地牙哥和兒時玩伴娜娃久別重逢，兩個家庭從大門緊閉、直到敞開、甚至掏心掏肺的歷程，也是一則故事。

國家、宗教與性別

通代與范達克利在同一家店裡、同一間房子裡共事26年，兩人的默契是如何養成？又要如何避免視角過度雷同，如何相互挑戰？

通代說：「為了避免文字和畫面一直重複、老是用同樣的梗，我們會把故事愈挖愈深，解決方法通常就會出現。」為了讓故事線維持新鮮，絞盡腦汁地激盪，變成兩人之間的一場趣味遊戲。「最後我用了一些可愛的視覺梗，這些梗我平常不會想到，例如伊朗士兵的金色塑膠鑰匙、對照海珊女婿的賓士車鑰匙那一段。」

相較於亟欲脫離法國、遠嫁伊拉克、試著與丈夫融入當地文化的母親，范達克利在青春期浸淫了法國的文化、聽法文歌、成長為一個法國女人、定居法國。

我好奇地問范達克利：「我似乎察覺到，妳在書中想要暗示一些與性別角色相關的難題，並常常以父母為例。可以和我們分享妳為什麼這麼做嗎？」

「我覺得，了解自己成長的環境及父母的性格很重要。我們會受我們父母的樣子影響。我的媽媽很有耐心、也很有勇氣地決定定居伊拉克，接受東方的傳統文化。但她也知道，如何在入境隨俗、採納東方傳統文化裡讓她喜歡的部分同時，保有一些西方的傳統文化。」她不忘再強調：「我的父母親是因為自由戀愛而結婚的，這在（以媒妁婚姻為傳統的）當時並不存在。」

性別的角色，也漸漸成為范達克利關心的社會議題。1968年春天，在巴黎捲起的五月風暴（Mai 68）掃到了年幼的范達克利，然而10歲的她依然懵懵懂懂，只覺得「好危險啊～法國」。幾年後，她卻開始參加了街頭運動，包含女權運動。雖然，一想到父母親會在電視上看到她上街頭，她其實捏把冷汗。

昨日與今日的法國

「六八學運時，我還太小。但是隨後的女權運動興起時，我感覺自己的年紀可以關心一下了。」范達克利回憶自己高中時開始走上街頭。

回到伊拉克時，她也曾和親戚、朋友聊到這些事，「但是傳統的重量實在是比什麼都強大，當我講到性別平權時，我害大家都笑了。因為根本沒人聽得下去，尤其還要去瞭解這是什麼碗糕。」

經歷了六七零年代的洗禮，以及在法國受到的震撼教育，譬如書中曾提到：「我必須針對一個主題表達我的看法。在伊拉克，我們從不曾被這樣要求過。」，許多新的意識在范達克利心中萌芽。我好奇問她，半世紀後，如何看待今日的法國或歐洲？當時影響妳的精神，如今尚存嗎？妳如何看待這些年，發生在法國及歐洲的事件、民意右傾的走向、及各式各樣的轉變，或者有些什麼想法，想和讀者分享？

「在我的書中，我沒有試著解釋或教大家：不論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學習生活在一起。但我想，透過我的經驗，我們理解到，包容及接納別人原本的模樣，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各式各樣的攻擊事件以及極右派的崛起，讓我既憂愁且絕望，因為它們在人們之間傳遞仇恨。而仇恨，不比暴力好到哪裡去。」

父親的懸念

「現在是2016年，我（在伊拉克）的堂、表兄弟姊妹始終期待局勢可以好轉，他們一直留到父母過世。然後，為了給孩子一個正常的未來，他們幾乎都移民到世界各地。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瑞典、法國……」范達克利在書中提到，許多人緊緊抓著基督教信仰──唯一能保有的東西──，同時也陷入了伊斯蘭恐懼症。

「我不會批評他們。也不會與他們爭辯。不管他們變成什麼樣子，我還是愛著他們，保存我們之間的珍貴回憶。」

范達克利的父親，由於在法國的生活不如期待，晚年失魂落魄地喪失生活意志，嚷嚷著後悔自己擅作主張、離開伊拉克，未能給一家四口美好的生活。雖然兄妹倆始終告訴父親，是他的決定給了他們美好的未來，不過，要一直等到父親在1995年親自回到巴格達、見證伊拉克的處境後，才不再懸念。

父親在半年前過世，晚年會用范達克利給他的速寫本畫畫，但已失去閱讀與理解的能力。「不過2016年8月《伊拉克的罌粟花》出版後，他還來得及看見這本書、握在他的手裡。」范達克利說，不一定要理解這本書在說什麼，也好。

母親則很開心這本書的問世，還看了好幾遍。「我覺得對她來說，最興奮的大概是有天早上，她看到報紙裡有篇報導在講這本書吧！而且，那篇報導還用了書裡面，（巧手的）她做蛋糕給大家吃的那一頁！」

她說，伊拉克有些傳統是讓她懷念的，例如，想拜訪誰都可以隨時路過、上門，不必提前敲時間；還有明明客人拜訪時，明明很貪吃，卻要拒絕主人的好意幾次才點頭。「前幾個月和娜娃見面，我全心全意地愛她！但即使我跟她說好幾次我不想玩那個遊戲、不想要明明想吃第二份卻假裝自己不餓……但她實在費了一番功夫，才有辦法適應這個樣子的我。」

范達克利指出，1958年伊拉克軍事政變後，政府為提防間諜，街頭被禁止拍照，民眾在公開場合照相恐怕得面臨牢獄之災，因此很難找到其後的照片；同時，透過Google街景也找不到伊拉克地區的資料。因此，通代透過范達克利提供的家族老照片，再參考Panoramio網站的資料，才一筆一筆重現記憶中的伊拉克，完成《伊拉克的罌粟花》。

她說：「因為這本書，我也才有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回憶，或許有一天，我的小孩能認識這些故事，因為我們沒有機會真的好好討論過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