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ling Narratives, Coping with Trauma
Op-ed
如何敘事，如何創傷 Published in Artco Monthly & Investment Vol. 358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fields
July 2022
Tearsheet:
我記憶中第一次因為聆聽訪談錄音檔而流淚，是在八年多前、一輛駛離非洲圖爾卡納湖的巴士裡，道別了一個月來與我們分享濱水生活的居民。當時，衣索匹亞建起一座衝擊下游部落資源的水庫，威脅50萬人命運，但人們或不知情、或遭鎮壓及酷刑。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痛斥其為「盧安達事件20年後緩慢的種族屠殺」。
那一年，自己常洗冷水澡，回憶那段嘴唇乾裂流血的日子。我記得在烈日下看著每天揹數十公升塑膠取水容器、從30公里外徒步走來的女人。她們踉蹌下切河谷，容器不慎掉入河流，愈漂愈遠，撈得狼狽，卻不敢下水。我們跳入河中，幫忙追趕。我始終記得發燙肌膚碰觸河水、迅速降溫的瞬間。
有一種長期的愧咎，我當時不知來由。是因確信眼前的活水、和平面貌及居民，將隨媒體的來去而消亡嗎？是因自己竟逃過一劫、從已知的通緝中倖存嗎？是因堅持讓報導觀點多元、不帶結論嗎？是因我能同理一個國家不惜犧牲少數、寄情獨裁政府，也要擺脫貧弱形象、躍升強國的渴望嗎？是因我無法忽略那些對著攝影機丟石子的孩童嗎？
但報導、紀錄本不該為特定對象而戰，我自忖。堅守保持距離的古典鐵律，冷靜紀錄不同觀點，將真相轉化為四平八穩的敘事，即使沉浸在事件現場也當如此。我安慰過在採訪中泣不成聲的長者、遇過來電哭訴自殺意圖的受訪者、接過財團的恫嚇、消化過未成年遭利誘的裸露影像……以專業之名，我心上彷彿有個開關，按下，就能將自己變成牆上的蒼蠅（a fly on the wall），不帶情感地旁觀。
於是，就像紀實漫畫《巴勒斯坦》中的作者喬．薩科（Joe Sacco）遊刃有餘地穿梭一名名渴望傾訴悲劇的人，從第一頁「開羅」便戲謔般勾勒異地的嘈雜喧鬧；又像電影《現代啟示錄》裡撥開百葉窗向外望、啐一聲「西貢，Shit」的士兵，我迫不及待前往每一個蹲點的現場。
直到我日漸無法不看見：自己的來去自如、總能從危急抽身的自由、對真相的執迷、挑選觀看角度的餘裕、擁有舞台的幸運、握有筆與詮釋的權力……這一切，與事件當事人的雲泥之別。
直到踏上衝突70多年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我的開關終於失靈。蹲點的第一個季節，我失去了書寫的能力。
重返現場
紀錄片《攝影者》（Cameraperson）導演克絲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在片頭即暗示，影像的碎片不再只是重現真實的載體，更是一段段私密的回憶。透過一次又一次喚回對真相引頸企盼的時刻，觀看及理解之間的鴻溝現形。經由剪接與重組，新的脈絡呼之欲出。片中大多數時刻，持攝影機的人靜靜地觀看波士尼亞戰爭中遭強暴的婦女、性命垂危的嬰兒、被訪談回憶追入夢魘的fixer（協助訪談者）。
當年事已高的Keith Forsyth努力開鎖，重現1971年某一天，闖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現內部文件及檔案充滿政府秘密監控國民的證據。在攝影機前，一陣強烈情緒襲上。他抽著鼻子：「我不知道怎麼解釋。當你回憶起對你來說曾經那麼深刻，尤其毫無防備、沒有預期的事物，它突然給你一陣想哭的感受。並不是難過，而是你記起自己曾經那麼焦慮、憤怒、挫折……所有當時經歷的感受。」
創傷能夠回返嗎？能夠複製嗎？諸如處理印尼反共屠殺事件的《殺人一瞬》（The Act of Killing）、處理以色列監獄虐待巴勒斯坦囚犯現象的《捉鬼》（Ghost Hunting，又譯《噩夜監獄劇場》）等參與式紀錄片，都以角色扮演重現了互虐，也捕捉了集體創傷下，陰影相互傳遞的可能。影片挑起是否療癒、或加劇創傷的爭議，但紀錄工作者之間，傳遞創傷的例子始終不勝枚舉。
紀錄片《漂流：羅興亞故事》（Wandering, a Rohingya Story）導演之一奧利維爾．希金斯（Olivier Higgins）曾在訪談中告訴我，片中口述者首菲（Mohammed Shofi）已逃離了自己居住18年的孟加拉庫圖帕朗難民營、抵達魁北克，但為了給予還在難民營裡的故事主角卡蘭（Kalam）配音，不時會在錄音室哭泣。希金斯自己，也被夥伴提醒出現創傷症狀。
美國國防部曾針對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士兵進行一項研究，發現操控無人機者所承受的憂鬱、焦慮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駕駛傳統戰鬥機的飛行員程度相同。這項研究衍生出的另一討論是，戰爭的前線已擴及遠方的螢幕、新聞室等數位的前線，許多坐在編輯台、大量暴露於戰爭影像中的角色，也面臨「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
我曾經以為見證愈多災難，心臟就愈強壯。面對這世界的憾事，也能瀟灑釋然。它們畢竟是別人的悲劇。
實際上，剛好相反。我為自己的倖存而內疚。我愈來愈容易為新聞中無辜犧牲的市井小民掉淚；我會在風吹過樹林時，想起白色催淚瓦斯瀰漫山谷、遮住藍天的日子；我會在過馬路時，想起那位在我面前被軍人抓起後腦勺、砸向柏油路後休克的老人；我會在暴雨的台北，想起不同武器與子彈的聲響；我會在經過教堂時，想起那一排刻意阻撓救護車的槍枝、當場流血過多的孩童；我會在有紅色屋瓦的別墅區，想起那名驅車撞飛我身後攝影師的極右派居民。
讓我最痛苦的不是這些事件，而是與這些事件朝夕相處的人們無痛無苦。當然，除了幾位酒後崩潰的朋友。我多希望像 Podcast《The Line of Fire》中唯一一位不甩主持人Ramita Navai經典提問「你從報導衝突中學到了什麼？」的資深記者Sam Kiley，回應：「什麼都沒有」、「就是爛」，沒有其他資深記者自剖時的溫柔、深思熟慮與高談道德的習慣，而是看清這世界、這些英雄敘事都是一團屎般直球對決的實際。
但那尚不是我。當我還如同知識分子、掙扎著拿捏貼近與遠離現場的距離，當我還沒準備好和共同生活的當地人一起天天party hard、揮霍時光一如沒有明天，當我還小心翼翼處理自己的悲傷、避免憤世嫉俗，當朋友們自陳「對道別無感」、笑我計畫下周甚至下個月的行程，我清楚，無論站得多近，我都與這群人、這裡、這個手中的故事存在某種斷裂。既然如此，那我在做什麼？我所述說的，還是真相嗎？
說故事的人
「我曾經覺得，不知為何，面對從大量苦難中倖存的人，我能夠表達團結一致的唯一方式，就是讓我自己受苦。」紀錄片攝影師Jenni Morello在一篇為國際紀錄片協會（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ciation）書寫的文章中，分享了自己從擅長割離情緒、到意外在拍攝期崩潰的過程。
她自剖：「我們淡化聽到的故事，因為那是處理創傷的一種手段。我好幾次翹掉家庭或朋友聚會，因為他們遇到的困難比起於我那陣子拍攝的主題彷彿微不足道。當我想到一個貧窮又營養不良的家庭可能在我回家時就都喪命了，或一個七歲就被家人賣給皮條客的女孩，那，某個朋友離婚或丟了工作感覺起來多麼微小……這些都是一個人正在經歷繼發性創傷（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的徵兆。」
誠然，任何角色都可能面臨創傷，但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尤其以真實世界為基底進行觀察、採集及研究，長期浸淫創傷事件現場的角色，舉凡新聞工作者、紀錄片工作者、田野調查員、藝術工作者、行動倡議者等，其創傷的觸發往往具有一些特殊性，及共通性。
因為，說故事的人所承擔的義務，是大量吸收及消化。其面對的難題，是如何進入現場、面對現場，直到離開現場。其最終遭遇的挑戰，是如何選擇敘事工具及方法，因一切詮釋都將左右真實事件被理解的脈絡──真相是什麼？意涵是什麼？這一項莫大的特權，令說故事的人永遠誠惶誠恐。
繼發性創傷、替代性創傷及倖存者內疚（Survivor’s Guilt），都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直接或間接關聯。它們常伴隨說故事的人。
蹲點工作短則數月、長則數年，因此不少最精彩、最貼地的故事都來自獨立工作者。然而，長期暴露於現場的他們，常也是受衝擊最深、最脆弱又缺乏支持的一群。
當人類學式的蹲點、田野及研究方法日益受藝術領域及創作者重視，如何處理創傷事件、聆聽自己的創傷及療癒，也值得獲得正視及討論。我從才華洋溢的同儕們身上發現，創傷者仍帶有汙名，也慣常被視為個體的專業度缺失，而非集體共業；資源較豐沛的編輯台、企業、製作方，亦只提供有限或零度的支持。一旦心理治療被認為昂貴又不著邊際，一群憤怒的同業聚在一起分享憤怒，便成了普遍紓壓之道。但創傷會傳染、會入侵私人領域，個體的消耗也會成為集體的內耗。當一個人因為自覺說不出好故事，而離開了整個產業，這不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創傷的覺察與療癒
創傷故事的轉化常是第一線工作者與編輯台、企業、製作單位產生爭執與拉鋸的戰場。因此，建立創傷敘事機制、鼓勵更多討論及共識，是極為重要的。舉例今年5月美國猶瓦爾迪小學槍擊案（Uvalde School Shooting）後，社會各界如報導、心理、社工、學術圈等專家進行跨領域交流，一同探討如何介入並呈現涉及無差別攻擊、校園、幼童、創傷的事件。研究經驗豐富的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The Dart Centre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也發表一系列編輯與採訪建議。這不僅幫助說故事的人更專業地處理他人的創傷，也有助其跨越自身角色難處、避免落入創傷。
假設落入創傷，我們可以做的第一步，是覺察。認可創傷的存在，傾聽它。不必否定它。
釐清創傷來源，也可能有些幫助：我們在聆聽他人的過程中，感染了對方創傷的經驗嗎？我們在工作場合過於壓抑，導致影像潛入夢境裡嗎？眼前的事件，提醒了我們一件不堪的往事嗎？我們覺得自己擾動了現場、麻煩了對象，卻無法給予應有的回報嗎？持續性的角色扮演，令我們疲乏了嗎？我們對自身處境的優越感到愧疚嗎？我們後悔自己刻板印象化了一個群體嗎？我們焦慮自己沒有良好的敘事工具及方法，以回應他人的創傷嗎？
Harriet E. H. Earle在其著作《漫畫、創傷及新型態戰爭》（Comics, Trauma, and the New Art of War）中，點出20世紀的衝突敘事在電影工業大放異彩，然而相較於重現真實的社會歷史（social history），它們和主流漫畫都較為英雄主義，「缺乏血塊及事實」。書中認為，創傷及衝突都帶有強烈的視覺現象：「透過任何藝術形式再現創傷，與見證、及擁有，密切相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用來指涉「戰場」的詞彙「theatre of war」源自16世紀，其希臘字源θεάομαι即揭示了觀看的必須。
真相存在嗎？它能夠療癒我們嗎？
新冠疫情期間，我回訪台北街頭的流動者，也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一位睡在台北車站的女士，向我描述年幼時與疼愛她的母親搭火車，就在我們對話地點下方，而那時的車廂沒有天花板。我難以判斷真偽，猶如她每回分享的故事。但她罕見笑得合不攏嘴的模樣，帶給我一股暖流，那是班雅明的靈光，是我當下、及日後記憶裡最鮮明卻難以重現的時刻。
2021年春季有幸入駐台北國際藝術村，以流動者為主題，規畫了洋洋灑灑一系列貼身故事採集方法，卻被爆增的新一波確診量打亂了計畫。在當年《從此，以後》及隔年《众所之地》文化平權駐村計畫藝術家聯展中，我擱置報導式的敘事脈絡，創作過程充滿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卻也刺激自己反轉視角，呈現模糊你他我界線的流動經驗。展覽中有一個角落，碎片化地展示2008年以來流動者們與我撿拾、分享與交換過的行囊，在一段約莫重疊了我報導歲月的時光裡，所有原始物件與轉化後的素材，拼貼成一處居所的形狀，回返彼此「在路上」一段段選擇的痕跡。我再次遇見靈光的時刻，是在一場非視覺導覽工作坊中，親手觸摸展覽物件的視障朋友們向我述說對於每一項物品的理解，我則回饋以該物件背後的真實故事；其中一人嗅了嗅手中蘋果，告訴夥伴那是真的。在台北一塊土地上、一間展廳裡、一片地磚上，我心裡彷彿有個角落被悄悄療癒。
我仍然沒有解答，對於進入現場與離開、編織他者與自身之相似性的嘗試，究竟是可企及的或枉然的。然而裡外不是人的狀態下，反觀自己在追尋棲身之地、保持距離、逃避間同時存在的妄想，僅僅如此，就值得我這般困惑的說故事的人，繼續探索下去。
This op-ed contains some behind-the-scenes of We Strive To Build Our Homes, Distant Echoes, Between Conflicts and Tables and With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Armed F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