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ling Narratives, Coping with Trauma
Op-ed
如何敘事,如何創傷 Published in Artco Monthly & Investment Vol. 358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fields
July 2022
Tearsheet:

我記憶中第一次因為聆聽訪談錄音檔而流淚,是在八年多前、一輛駛離非洲圖爾卡納湖的巴士裡,道別了一個月來與我們分享濱水生活的居民。當時,衣索匹亞建起一座衝擊下游部落資源的水庫,威脅50萬人命運,但人們或不知情、或遭鎮壓及酷刑。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痛斥其為「盧安達事件20年後緩慢的種族屠殺」。
那一年,自己常洗冷水澡,回憶那段嘴唇乾裂流血的日子。我記得在烈日下看著每天揹數十公升塑膠取水容器、從30公里外徒步走來的女人。她們踉蹌下切河谷,容器不慎掉入河流,愈漂愈遠,撈得狼狽,卻不敢下水。我們跳入河中,幫忙追趕。我始終記得發燙肌膚碰觸河水、迅速降溫的瞬間。
有一種長期的愧咎,我當時不知來由。是因確信眼前的活水、和平面貌及居民,將隨媒體的來去而消亡嗎?是因自己竟逃過一劫、從已知的通緝中倖存嗎?是因堅持讓報導觀點多元、不帶結論嗎?是因我能同理一個國家不惜犧牲少數、寄情獨裁政府,也要擺脫貧弱形象、躍升強國的渴望嗎?是因我無法忽略那些對著攝影機丟石子的孩童嗎?
但報導、紀錄本不該為特定對象而戰,我自忖。堅守保持距離的古典鐵律,冷靜紀錄不同觀點,將真相轉化為四平八穩的敘事,即使沉浸在事件現場也當如此。我安慰過在採訪中泣不成聲的長者、遇過來電哭訴自殺意圖的受訪者、接過財團的恫嚇、消化過未成年遭利誘的裸露影像……以專業之名,我心上彷彿有個開關,按下,就能將自己變成牆上的蒼蠅(a fly on the wall),不帶情感地旁觀。
於是,就像紀實漫畫《巴勒斯坦》中的作者喬.薩科(Joe Sacco)遊刃有餘地穿梭一名名渴望傾訴悲劇的人,從第一頁「開羅」便戲謔般勾勒異地的嘈雜喧鬧;又像電影《現代啟示錄》裡撥開百葉窗向外望、啐一聲「西貢,Shit」的士兵,我迫不及待前往每一個蹲點的現場。
直到我日漸無法不看見:自己的來去自如、總能從危急抽身的自由、對真相的執迷、挑選觀看角度的餘裕、擁有舞台的幸運、握有筆與詮釋的權力……這一切,與事件當事人的雲泥之別。
直到踏上衝突70多年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我的開關終於失靈。蹲點的第一個季節,我失去了書寫的能力。
重返現場
紀錄片《攝影者》(Cameraperson)導演克絲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在片頭即暗示,影像的碎片不再只是重現真實的載體,更是一段段私密的回憶。透過一次又一次喚回對真相引頸企盼的時刻,觀看及理解之間的鴻溝現形。經由剪接與重組,新的脈絡呼之欲出。片中大多數時刻,持攝影機的人靜靜地觀看波士尼亞戰爭中遭強暴的婦女、性命垂危的嬰兒、被訪談回憶追入夢魘的fixer(協助訪談者)。
當年事已高的Keith Forsyth努力開鎖,重現1971年某一天,闖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現內部文件及檔案充滿政府秘密監控國民的證據。在攝影機前,一陣強烈情緒襲上。他抽著鼻子:「我不知道怎麼解釋。當你回憶起對你來說曾經那麼深刻,尤其毫無防備、沒有預期的事物,它突然給你一陣想哭的感受。並不是難過,而是你記起自己曾經那麼焦慮、憤怒、挫折……所有當時經歷的感受。」
創傷能夠回返嗎?能夠複製嗎?諸如處理印尼反共屠殺事件的《殺人一瞬》(The Act of Killing)、處理以色列監獄虐待巴勒斯坦囚犯現象的《捉鬼》(Ghost Hunting,又譯《噩夜監獄劇場》)等參與式紀錄片,都以角色扮演重現了互虐,也捕捉了集體創傷下,陰影相互傳遞的可能。影片挑起是否療癒、或加劇創傷的爭議,但紀錄工作者之間,傳遞創傷的例子始終不勝枚舉。
紀錄片《漂流:羅興亞故事》(Wandering, a Rohingya Story)導演之一奧利維爾.希金斯(Olivier Higgins)曾在訪談中告訴我,片中口述者首菲(Mohammed Shofi)已逃離了自己居住18年的孟加拉庫圖帕朗難民營、抵達魁北克,但為了給予還在難民營裡的故事主角卡蘭(Kalam)配音,不時會在錄音室哭泣。希金斯自己,也被夥伴提醒出現創傷症狀。
美國國防部曾針對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士兵進行一項研究,發現操控無人機者所承受的憂鬱、焦慮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駕駛傳統戰鬥機的飛行員程度相同。這項研究衍生出的另一討論是,戰爭的前線已擴及遠方的螢幕、新聞室等數位的前線,許多坐在編輯台、大量暴露於戰爭影像中的角色,也面臨「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
我曾經以為見證愈多災難,心臟就愈強壯。面對這世界的憾事,也能瀟灑釋然。它們畢竟是別人的悲劇。
實際上,剛好相反。我為自己的倖存而內疚。我愈來愈容易為新聞中無辜犧牲的市井小民掉淚;我會在風吹過樹林時,想起白色催淚瓦斯瀰漫山谷、遮住藍天的日子;我會在過馬路時,想起那位在我面前被軍人抓起後腦勺、砸向柏油路後休克的老人;我會在暴雨的台北,想起不同武器與子彈的聲響;我會在經過教堂時,想起那一排刻意阻撓救護車的槍枝、當場流血過多的孩童;我會在有紅色屋瓦的別墅區,想起那名驅車撞飛我身後攝影師的極右派居民。
讓我最痛苦的,不是這些事件,而是與這些事件朝夕相處的人們無痛無苦。當然,除了幾位酒後崩潰的朋友。我多希望像 Podcast《The Line of Fire》中唯一一位不甩主持人Ramita Navai經典提問「你從報導衝突中學到了什麼?」的資深記者Sam Kiley,回應:「什麼都沒有」、「就是爛」,沒有其他資深記者自剖時的溫柔、深思熟慮與高談道德的習慣,而是看清這世界、這些英雄敘事都是一團屎般直球對決的實際。
但那尚不是我。當我還如同知識分子、掙扎著拿捏貼近與遠離現場的距離,當我還沒準備好和共同生活的當地人一起天天party hard、揮霍時光一如沒有明天,當我還小心翼翼處理自己的悲傷、避免憤世嫉俗,當朋友們自陳「對道別無感」、笑我計畫下周甚至下個月的行程,我清楚,無論站得多近,我都與這群人、這裡、這個手中的故事存在某種斷裂。既然如此,那我在做什麼?我所述說的,還是真相嗎?
說故事的人
「我曾經覺得,不知為何,面對從大量苦難中倖存的人,我能夠表達團結一致的唯一方式,就是讓我自己受苦。」紀錄片攝影師Jenni Morello在一篇為國際紀錄片協會(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ciation)書寫的文章中,分享了自己從擅長割離情緒、到意外在拍攝期崩潰的過程。
她自剖:「我們淡化聽到的故事,因為那是處理創傷的一種手段。我好幾次翹掉家庭或朋友聚會,因為他們遇到的困難比起於我那陣子拍攝的主題彷彿微不足道。當我想到一個貧窮又營養不良的家庭可能在我回家時就都喪命了,或一個七歲就被家人賣給皮條客的女孩,那,某個朋友離婚或丟了工作感覺起來多麼微小……這些都是一個人正在經歷繼發性創傷(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的徵兆。」
誠然,任何角色都可能面臨創傷,但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尤其以真實世界為基底進行觀察、採集及研究,長期浸淫創傷事件現場的角色,舉凡新聞工作者、紀錄片工作者、田野調查員、藝術工作者、行動倡議者等,其創傷的觸發往往具有一些特殊性,及共通性。
因為,說故事的人所承擔的義務,是大量吸收及消化。其面對的難題,是如何進入現場、面對現場,直到離開現場。其最終遭遇的挑戰,是如何選擇敘事工具及方法,因一切詮釋都將左右真實事件被理解的脈絡──真相是什麼?意涵是什麼?這一項莫大的特權,令說故事的人永遠誠惶誠恐。
繼發性創傷、替代性創傷及倖存者內疚(Survivor’s Guilt),都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直接或間接關聯。它們常伴隨說故事的人。
蹲點工作短則數月、長則數年,因此不少最精彩、最貼地的故事都來自獨立工作者。然而,長期暴露於現場的他們,常也是受衝擊最深、最脆弱又缺乏支持的一群。
當人類學式的蹲點、田野及研究方法日益受藝術領域及創作者重視,如何處理創傷事件、聆聽自己的創傷及療癒,也值得獲得正視及討論。我從才華洋溢的同儕們身上發現,創傷者仍背負汙名;創傷的生成,仍慣常被視為個體專業度的缺失,而非集體共業;資源較豐沛的編輯台、企業、製作方,亦只提供有限或零度的支持。一旦心理治療被認為昂貴又不著邊際,一群憤怒的同業聚在一起分享憤怒,便成了普遍紓壓之道。但創傷會傳染、會入侵私人領域,個體的消耗也會成為集體的內耗。當一個人因為自覺說不出好故事,而離開了整個產業,這不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創傷的覺察與療癒
創傷故事的轉化常是第一線工作者與編輯台、企業、製作單位產生爭執與拉鋸的戰場。因此,建立創傷敘事機制、鼓勵更多討論及共識,是極為重要的。舉例今年5月美國猶瓦爾迪小學槍擊案(Uvalde School Shooting)後,社會各界如報導、心理、社工、學術圈等專家進行跨領域交流,一同探討如何介入並呈現涉及無差別攻擊、校園、幼童、創傷的事件。研究經驗豐富的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The Dart Centre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也發表一系列編輯與採訪建議。這不僅幫助說故事的人更專業地處理他人的創傷,也有助其跨越自身角色難處、避免落入創傷。
假設落入創傷,我們可以做的第一步,是覺察。認可創傷的存在,傾聽它。不必否定它。
釐清創傷來源,也可能有些幫助:我們在聆聽他人的過程中,感染了對方創傷的經驗嗎?我們在工作場合過於壓抑,導致影像潛入夢境裡嗎?眼前的事件,提醒了我們一件不堪的往事嗎?我們覺得自己擾動了現場、麻煩了對象,卻無法給予應有的回報嗎?持續性的角色扮演,令我們疲乏了嗎?我們對自身處境的優越感到愧疚嗎?我們後悔自己刻板印象化了一個群體嗎?我們焦慮自己沒有良好的敘事工具及方法,以回應他人的創傷嗎?
Harriet E. H. Earle在其著作《漫畫、創傷及新型態戰爭》(Comics, Trauma, and the New Art of War)中,點出20世紀的衝突敘事在電影工業大放異彩,然而相較於重現真實的社會歷史(social history),它們和主流漫畫都較為英雄主義,「缺乏血塊及事實」。書中認為,創傷及衝突都帶有強烈的視覺現象:「透過任何藝術形式再現創傷,與見證、及擁有,密切相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用來指涉「戰場」的詞彙「theatre of war」源自16世紀,其希臘字源θεάομαι即揭示了觀看的必須。
真相存在嗎?它能夠療癒我們嗎?
新冠疫情期間,我回訪台北街頭的流動者,也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一位睡在台北車站的女士,向我描述年幼時與疼愛她的母親搭火車,就在我們對話地點下方,而那時的車廂沒有天花板。我難以判斷真偽,猶如她每回分享的故事。但她罕見笑得合不攏嘴的模樣,帶給我一股暖流,那是班雅明的靈光,是我當下、及日後記憶裡最鮮明卻難以重現的時刻。
2021年春季有幸入駐台北國際藝術村,以流動者為主題,規畫了洋洋灑灑一系列貼身故事採集方法,卻被爆增的新一波確診量打亂了計畫。在當年《從此,以後》及隔年《众所之地》文化平權駐村計畫藝術家聯展中,我擱置報導式的敘事脈絡,創作過程充滿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卻也刺激自己反轉視角,呈現模糊你他我界線的流動經驗。展覽中有一個角落,碎片化地展示2008年以來流動者們與我撿拾、分享與交換過的行囊,在一段約莫重疊了我報導歲月的時光裡,所有原始物件與轉化後的素材,拼貼成一處居所的形狀,回返彼此「在路上」一段段選擇的痕跡。我再次遇見靈光的時刻,是在一場非視覺導覽工作坊中,親手觸摸展覽物件的視障朋友們向我述說對於每一項物品的理解,我則回饋以該物件背後的真實故事;其中一人嗅了嗅手中蘋果,告訴夥伴:那是真的。
在台北一塊土地上、一間展廳裡、一片地磚上,我心裡彷彿有個角落被悄悄療癒。
我仍然沒有解答,對於進入現場與離開、編織他者與自身之相似性的嘗試,究竟是可企及的或枉然的。然而裡外不是人的狀態下,反觀自己在追尋棲身之地、保持距離、逃避間同時存在的妄想,僅僅如此,就值得我這般困惑的說故事的人,繼續探索下去。
This op-ed contains some behind-the-scenes of We Strive To Build Our Homes, Distant Echoes, Between Conflicts and Tables and With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Armed F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