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lways have a jo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Combating against Politics with Humor
An interview with Andy Davey
A part of the art research project Documenting Our Time with Cartoons
Feature Story
以幽默面對政治(上)──專訪諷刺漫畫家安迪‧戴維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Cambridge, UK
June 2018

「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別告訴任何人……畫政治漫畫就是隨手塗鴉。超級簡單。每天早上新聞就已經幫你準備好故事了。你只需要十足自以為是地,去轟炸幾乎每個政治故事裡都有的虛偽面……。你甚至不需要搞笑──如果不相信我,去看看各大國際報紙的政治漫畫一個禮拜,試試看你會不會笑出一兩次。我指的是讓你噴飯噴咖啡那種,不是慧黠、會心一笑那種。好吧,有些故事需要嚴肅一點,但是最棒的諷刺真的必須好笑。但通常,沒有明顯例外,我們不好笑。其他地方卻擁有真正慧黠且幽默的才華;例如最棒的搞笑漫畫、劇場、電影、寫作和電視裡。」──〈一位政治漫畫家動盪的人生〉
2014年,英國首屈一指的諷刺漫畫家安迪‧戴維(Andy Davey)為大不列顛漫畫家俱樂部(The Cartoonists’ Club of Great Britain)寫下這篇文章,畫中自己窮困潦倒地坐在路邊乞討,扛著牌子「高瞻遠矚的漫畫家,將為任何碎報/廢片作畫,只為搏君一笑!」
當時他剛離開專職作畫六七年後愈來愈不適應的《太陽報》。生涯中原本有12年都投入化學領域的他,33歲轉向漸漸走上作畫之路後,曾以諷刺漫畫與《衛報》、《泰晤士報》、《獨立報》、《蘇格蘭人報》及經典漫畫雜誌《Punch》、《Private Eye》等合作,並創立英國職業漫畫家組織(Professional Cartoonists’ Organisation UK,PCO)。持筆30年的歲月,既是他口中的「重生」,也是一場場風雨交加,以及見證英國諷刺漫畫家興衰的路程。
如今戴維的工作室裡堆滿成排綠色筆刷,深淺色調不同的綠彩甚至潑灑在白色牆面上,是他近年來大量繪畫樹木以及大自然的痕跡。這面白牆,同時貼著許多戴維孫女、孫子的塗鴉,自己及親友的諷刺漫畫則不多。另外貼著近百年歷史的《丁丁歷險記》中記者丁丁讀著報紙的圖樣,以及一名漫畫家腸枯思竭後作畫、最後卻把成品扔進垃圾桶的連環漫畫(這漫畫用了15格。)
工作室不時傳來一旁花園的鳥聲啼啼、雞隻咕咕叫。為了這場採訪,戴維翻出大量諷刺漫畫的原稿──有發出豪語「locked and loaded」騎著彈藥飛往敘利亞的瘋狂牛仔(美國總統川普)、大麥田裡奔跑的殭屍(英國首相梅伊)、降落傘卡在自由女神像的尷尬大叔(前美國總統小布希)、在雪人(英國托利黨黨員雅各)旁觀下漸漸融化的雪人(梅伊)及其懷中殘雪、聽著小布希唱片流口水的白色貴賓犬(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等……
這些畫作營造出的氛圍既神秘恐怖,卻也不脫世俗美感的瑰麗多彩,一如他所述「從國際新聞場景中最黑暗的地方,榨取出一滴滴臭烘烘的幽默。」看似口若懸河的他,實際上篤信在漫畫中應該讓圖案、而非文字說話:「所以我永遠都尋找著無字的、安靜的漫畫」。
此外,他也相信單格漫畫的力量,有如快門一眨,凝滯時間:「假如畫面中有超過一個人在說話,就代表你的快門失效了。」
以誇飾肖像畫奠基,朝諷刺漫畫之路邁進
當許多英國漫畫家都已樂於轉由電腦作畫(譬如共同創立PCO、現年76歲的大不列顛漫畫家俱樂部主席Noel Ford,畫了第一幅以電繪形式刊上《Punch》的漫畫。實際採訪時他說,很享受探索數位的創作形式),戴維依然堅持以手繪、紙本作畫。
他老派的一面,有如傾斜的家中層層滿面的書牆、翻修原屋主維多利亞式裝潢時決意留住的一張壁紙、接手自父親並留給孫女的打字機,以及話語中時常流露對紙本的眷戀。常以「很可惜(It’s a shame)」描述舊時代:「現在英國99%的書都賣不到1000本,很可惜,他們很可愛,書啊……」
縱然戴維在繪畫上無師自通,然而從兒時手稿裡驚人筆直的線條,就看得出天分。他笑著從書櫃裡抽出了一本1996年的漫畫雜誌《Wham!》,亦即10歲的耶誕禮物:「我最好的科目是藝術,但我一直忽視它,因為老師、家人似乎都認為走上科學的路是最有前景的。」兒時的他其實夢想當漫畫家,但理由是不用穿西裝綁領帶、不用準時起床。他回憶:「那不是一個有野心的孩子。」
青壯年期,戴維結束了他口中「黑暗歲月」、「有如活著別人的生命」的化學人生,從誇飾肖像畫(caricature)開始奠基。「當時畫caricature是較好找到營收來源的方式,例如倫敦有很多派對和活動,會找這樣的畫家去幫大家做畫。」不一定要畫得漂亮,有時愈古怪愈討喜。戴維說,在那裡結交了很多朋友,但在那樣的環境裡快速作畫,也實在不容易。
Caricature是許多諷刺漫畫家的長項。戴維透露,英國諷刺肖像大師Gerald Scarfe、《衛報》當家漫畫師Steve Bell等人的作品都曾是他仿效的對象。他用「機智(clever)」形容自己欽佩的諷刺漫畫家,時至今日,也早有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我問他的個人風格如何建立?他道:「Steve Bell曾說過,我們發展風格的方式,就是嘗試抄襲某人、然後失敗,然後我們就發展出自己的風格了。」
但收費幫他人畫像仍然不是戴維真正的夢想。「小時候夢想的漫畫家,其實就是報紙上的漫畫家,因為覺得可以和世界分享你的觀點,放在那裡,看大家怎麼想。」六七年後,他終於鼓起勇氣,把作品投向大媒體。
漫畫家與編輯台及讀者之間的角力
諷刺漫畫與caricature的結合,在歐洲有悠久歷史。戴維書架上《諷刺漫畫的時代(The Age of Caricature)》裡,許多醜化皇室、宮廷人物的畫作即使今日細究,依然十分羶色腥。尤其英王喬治三世在位時期(1760-1820)被譽為諷刺漫畫的黃金年代,畫風裡恐怖或猥褻的氣息始終理直氣壯,將矛頭指向社經地位的權威。
這樣毫不膽怕的作風是否延續至今日的英國漫畫?在他心中,目前最精采敢言的漫畫可能是《衛報》的Steve Bell 及Martin Rowson,而前者其實時時與編輯台抗爭。「漫畫家若想畫些有衝擊性的作品,總是常常必須和不欲得罪讀者的編輯台角力。」戴維說。身在一個人人都有機會表達意見的國度裡,「看似言論自由是不錯且完全自在的,但實際上不是。」他說,新聞媒體有讀者和議題的設定,無法容納所有聲音;Twitter等社群媒體的訊息呈現結果也經歷演算及篩選,終究無法完全透明。
至於兒童呢?諷刺畫有沒有18禁的疑慮?他舉19世紀法國記者、漫畫家Charles Phillipon將國王的臉畫成梨子(法語poire亦暗示性器官)為例,縱然觸犯了不可汙衊王室的法律,仍持續展現創作自由的精神。在英國,諷刺漫畫並沒有明顯分級制度,創作者與閱聽眾的底線始終在角力中尋找平衡。
我問起戴維筆下那隻坐在擴音器旁聽著小布希唱片流口水、狀似「他主人的聲音」(His Master’s Voice,HMV)商標中小狗、暗喻布萊爾的白色貴賓犬。諷刺漫畫似乎時常借用既存作品?他說明,英國法律保護藝術家基於諷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在此目的下,並無抄襲、妨礙名譽疑慮。
「很可惜(Sunch a shame)」,他嘆,1980年代之前倫敦市中心弗利特街上那些漫畫家每個月聚會一次的地方,早已不復見,只剩下建築物的形狀、窗框等。「那曾是一個社區,」他回憶,在梅鐸決意將報業撤出這條街之前,街上的工廠依然鎔鑄鉛字、印刷報紙,人們半夜進入報廠取報,整條街充滿事務所、律師與酒精,「非常多的酒精,」他笑說。
戴維形容,今日倫敦市中心皮卡迪利(Piccadilly)站旁乾草市場(Haymarket)一帶,約莫1750至1820年代,許多咖啡廳如Hannah Humphrey也是漫畫家聚集的地點。許多政治漫畫家在咖啡廳裡展示、販售自己漫畫,包含英國漫畫之父James Gillray。「報紙甚至還沒出現……這是政治漫畫一開始的模樣。」
40歲左右,他以諷刺漫畫向各編輯台敲門,作品開始出現在英國各大報章。「當時手邊還有工作,只能利用休假作畫,」過了一陣子,他終於擁有《星期日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每周固定欄位,也持續在其他媒體嶄露頭角。為了因應速度需求,他常以水彩作畫,不越黑線地快筆揮灑。畫紙愈來愈大張,至今才發現掃描、建檔不易,他說:「當時只是想做點實驗,一張畫耗一天,滿享受也滿好玩的,但不太實際。」
直到看見《泰晤士報》作品的《太陽報》編輯台前來敲門、戴維開始為其專職作畫之前,這十多年內,戴維與不同媒體合作,畫出了至今依舊最滿意的諷刺漫畫。翻閱過往作品時,他常常挑出畫給《衛報》的作品。其中一幅畫裡,共和黨的小布希乘著降落傘造訪紐約市,卡在這座民主黨城市的自由女神像頭冠上,女神睜著大眼,驚恐而擔憂地望著口口聲聲「自由(Liberty)」的小布希。
「有位讀者寫信給《衛報》,說這是他見過最高明、巧妙的漫畫,」戴維至今記憶猶新。我問他,編輯台常分享讀者回饋給漫畫家嗎?「很少,《太陽報》從來沒有,《衛報》有時會。」
自1993年潛心作畫以來,安迪‧戴維(Andy Davey)走入他口中「陽光普照的漫畫世界」。2009年起專職《太陽報》諷刺漫畫師的職位,是他待遇最優渥且穩定的一段生涯,卻也是創作自由遭遇最大痛苦的一段轉折。
戴維的任務,是每周供應報社4幅全彩漫畫。合作初期,《太陽報》的政治傾向既同理工黨,也致力於針砭工黨出身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戴維自稱一名「微共產主義、想法混亂的自由派漫畫家(pinko, wholly-liberal cartoonist)」,在當時編輯台的路線裡,並未感受到創作的束縛。
然而不到一年,報社轉向支持保守黨,英國改由首相卡麥隆的保守黨政府領導,戴維卻再也無法批評政府。
「通常我把帶有批判性的草稿給編輯台時,他們會直接忽略,回應:『我們已經有個很棒的點子,你可以畫這個嗎?』那些點子往往站在支持政府的角度。有些時候,他們乾脆直接說:『別這麼做,因為我們喜歡他/她。』」
他苦笑著舉出另一觀點:或許,當漫畫家隱藏自身立場作畫時,能夠產生比較平衡的作品。邊喝茶,邊舉某些漫畫家為例。我問:「你覺得那是好的特質嗎?」他邊吞口水,邊說:「或許。或許。我不確定。」他問,假如持續將自己的政治立場放在漫畫裡,漫畫是否將變得無聊?將形成另一種政令宣導?將變得容易預測?
「因此,那時候,我以為這種壓力可以產生創意。但那還是太令人洩氣,畢竟還是希望自己的意見可以被看見。」戴維說:「我們曾經天天吵架。」但他總是輸家。因為《太陽報》總能說服他:你為報社作畫,我們可以告訴你該怎麼做。
當時,《太陽報》給戴維每天600英鎊的收入,無論相較於先前《星期日電訊報》的每周400英鎊,或同業其他漫畫家的收入,都是相當難得的高價。就算該承受「有段時間就是他們叫你該怎麼做,我覺得無聊透了」,他也忍下來了,這一忍便是四年多。
「我只能接受並且克服那種感覺。畢竟他們僱用你,然後給你不錯的待遇,然後你就變了……」他在這裡置入一則笑話。
早已不為《太陽報》工作的他,介紹了年輕漫畫家Steve Bright給編輯台。他表示欽佩這位政治立場微左傾的漫畫家如何克服創作受到控制的感覺,然而也進一步描述:目前英國各大報章皆持續尋找年輕的漫畫人才,然而創作更不自由,待遇也更低。
「回頭想想,《太陽報》第一次聯繫我,是因為一幅刊在《泰晤士報》、風格一點都不「太陽」的作品。我很疑惑,而那場面試也真像在一場異國、異文化空間裡。我問對方為何找我?對方回應:『我們想視覺化/石墨化(graphitize)我們的報紙。』」
戴維解釋,Graphitize這個字令他相當疑惑,似乎也說明了,報業並未企圖尋找具有自身意念的藝術家,而是尋找為他人訊息作畫的畫家。
單格漫畫的瞬間性
然而也因為任職《太陽報》期間的興味索然,戴維開始進行更多元的繪畫嘗試。這些以地景、抽象素材為創作主題的畫作,雖然與他筆下諷刺漫畫的形貌南轅北轍,卻都代表了一部分的他。前者是他目前認為較「親近自己」的創作,後者則顯現著幽默在他生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那時候實在太無聊了,於是我開始透過繪畫紓解壓力。」他回憶:「我總是每天中午就寄6個點子或草稿給《太陽報》,但他們總是很晚(譬如三四點)才回覆,又要我在8點前完成……最後的作品通常都是垃圾。」他描述自己曾相當憤怒,因為產生靈感、整合想法、嘗試將所有角色正確的位置放在紙上都需要時間。
同時漫畫家必須想像讀者的閱讀習慣,與瞥見漫畫的心情。他模擬翻閱報紙的動作,形容那個紙本新聞刊物尚未邁向數位的時代,專注看著一幅漫畫,可以發現很多細節。戴維不偏好圖畫與文字各自獨立、產生訊息,認為最好的漫畫不應以文字解釋自己,「若需要文字,我會讓他成為圖畫的一部份」,這是他給自己的挑戰,以無聲勝有聲。
這樣的漫畫留給讀者意會的自由與空間,也增加詮釋的彈性。不過,也更容易產生與原作者不同的解讀。戴維舉例,某次《衛報》居然因為讀者誤解並質疑一幅漫畫的動機,請他親自回應讀者。「誤解就是誤解,我實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為自己的漫畫辯護。」他氣稱。
戴維另外給自己的挑戰,是在單格的框框內呈現事件及意見,且不超過一人說話,猶如快門瞬間。他形容:「畫單格是最難的,卻也是最有收穫感的。」舉例譬如畫一個人跳出窗戶,創作者可以自由決定究竟該畫出他跳窗之前的恐懼、墜落時的表情、碰到地面的那刻、流血的瞬間、垂死之前的模樣……甚至可以決定所有背景、形狀、甚至超現實元素時,該如何呈現這個笑話(make the joke)、如何決定瞬間,對創作者來說極為困難,但當諷刺產生效果時,也非常有成就感。
「然而在那樣的環境久了,也會有點憤世嫉俗。常常看著糟糕的事物,也會發瘋的。你知道,有很多暴躁的漫畫家……尤其是政治漫畫家。」今日漸漸轉繪陽光、花草、樹木、抽象畫的戴維,也承認自己畫諷刺漫畫畫得有點累了。然而他不確定:人們究竟先是個憤怒的人,而成為諷刺漫畫家;或是先成為諷刺漫畫家,而擁有了憤怒的性格?
我問:為何諷刺?幽默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戴維思忖許久,向我描述了一段童年。第一次思考這問題的他,表示自己在回應的過程裡也終於開始漸漸理解,原來自己一向以幽默作為防禦的方式,也發展幽默作為攻擊的武器。「當你本來該打擊某個東西時,改說個笑話,這種方式既有攻擊性卻也有魅力,而且比較容易被接受。」他說:「嗯,我的家人都很愛說笑,而我也養成了這樣的天分,可以拿這天份去做好玩的工作,還有點侵略性。」
他描述,自己小時候常常就用畫畫來搞笑,同班的小朋友笑得很開心,但他最後總是被嚴肅的大人處罰。「或許幽默是一種釋放的方式吧,可以比較容易放手,所以很多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他說:「我猜人們不太這麼做,但我的心中,總是無時無刻有個笑話在那裡,無時無刻。」
時光推移,戴維漸漸感到自己的諷刺漫畫在《太陽報》裡顯得老派、不合時宜,好像迷了路一樣。因而當2013年編輯決定裁撤所有漫畫家時(據戴維推測,是因報社不斷虧損,想節省開銷),他雖然驚訝、亦擔心未來生計,卻也如釋重負,終於不必日夜與編輯台角力。
漫畫非藝術?英國職業漫畫家的艱辛奮鬥
戴維的繪本作品不多,在出版業的日漸蕭條下,除了曾集結部分作品出版的《布希的戰鬥(Bush Compat: The Story of Dubya at war-)》畫冊,其餘被他稱為「為愛勞動(a labour of love)」的作品裡,有探討人類認知哲學的連環漫畫書《白板:一個人追尋意義(Tabula Rasa: One Person’s Search For Meaning)》、為孫子製作關於恐龍級足球的圖畫書,以及為孫女Tilly製作的耶誕禮物書《Tilly和胖精靈(Tilly and the Fat Fairy)》。
畫圖像小說的思維與單格漫畫不同,他將這一塊留給較私密的創作需求,另外近日則將時間投入在觀察光線、描繪大自然裡,已經很少創作諷刺漫畫。
房間裡有塊角落,掛著他卸任英國職業漫畫家組織(PCO)主席前秘書送給他的作品、貼上黑色毛線象徵他的招牌粗眉毛,另一角落則貼著舒茲伯利(Shrewsbury)國際漫畫節對他的深刻感謝。創立PCO並於2006年至2012年擔任主席的期間,他結交了英國諷刺漫畫領域各路好手,也在這趟訪談中熱情地寫下各重要姓名、寄介紹信、推薦許多參訪資源。即使那段日子距今有點遙遠,與漫畫家們一起奮鬥的過程依然鮮明。
起初,戴維與一群朋友們認為英國的新聞媒體似乎漸漸失去對諷刺漫畫的熱情,想一起做些什麼。與Noel Ford在舒茲伯利國際漫畫節的一場討論後,大夥決定成立英國職業漫畫家組織,以媒合專業漫畫家與工作機會為目標,甚至期望朝通訊社性質發展,並讓原本的大不列顛漫畫家俱樂部(The Cartoonists’ Club of Great Britain)轉為純聯誼性質。
如何篩選成員是一個困難的任務。為了呈現最專業的漫畫作品,起初入會條件嚴格,必須以漫畫作為職業。但很快地,漫畫家們便發現「英國約有兩三百人在畫漫畫,其中可能只有30人可仰賴作畫維生;其他人即使才華洋溢,也大都只能試著糊口。」後來該組織的入會資格變得彈性一些,才擁有了約莫70位成員。
戴維以「牧貓」形容,要將每位充滿藝術家性格的組織成員帶往同一方向,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起初他野心勃勃,與各編輯台討論漫畫合作、與各級學校討論漫畫教育,都沒有成功。他發現自己一如許多漫畫家,對尋找資源、談生意、倡議並不拿手,曾偕同企業家、政治人物到英國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敲門,爭取讓漫畫成為一項藝術類別,「當時的經營者很喜歡漫畫,我們原本信心滿滿,收到的回應卻是:漫畫不是嚴肅的藝術。」
他指出,同期,某嚴肅的藝術單位正在倫敦某大型藝廊以「幽默的藝術」辦展,許多藝術家皆參與其中。「那場展覽非常糟,沒有一個作品好笑。那實在是個很可怕、很可怕的展覽,我多希望可以大大強調它的荒謬……」他沉痛地說:「為什麼不找漫畫家一起展覽呢?因為漫畫家不是真正的藝術家嗎?」
戴維相信,是他低估了這條路的難度。「你無法和那樣的世界抗爭、和那些從來不把漫畫放在眼裡的人抗爭。」他說,縱然藝術圈的人並不重視漫畫,社會大眾依然喜歡漫畫,不過,也不代表人們擔心好漫畫會消失。
一如報業的興衰,諷刺漫畫家生存的空間愈來愈少,收入也愈來愈限縮。然而他依然相信,英國比起許多言論不自由的國家來說依然幸福得多。至於網路漫畫充斥,人人期待免費作品,或許是危機,也或許是專業漫畫家的轉機。
他曾採訪阿拉伯之春時期靠網路創作大量政治漫畫的蘇丹漫畫家Khalid Albaih,對方告訴他:「一旦你開始為某個單位/某人工作,你就開始腐敗了,這也是為何我選擇網路。」戴維說:「那天我情緒滿溢,我覺得非常謙卑。」
他將作品放上網路,近日賣出一幅以菲利浦親王(英國女王的丈夫)為主角的誇飾畫,售價500英鎊。「好像可以再高一些吧?」他說。其他畫作則曾售出一張最高2000英鎊。
戴維依然持續作畫,也仍繼續嘗試發展風格。他說,從化學家走向漫畫家,再從諷刺漫畫走向今日專注描繪大自然、創作抽象畫、也摸索樂器的日子,是愈來愈親近自己的路程。曾作為英國最重要的諷刺漫畫家,如今暫別喧囂的政治世界、過往的朋友圈、日夜批判的性癖,他不斷說著:這樣的生活實在太美好了,也太愜意了──雖也令他窮困。
訪後我正預計動身前往舒茲伯利,他叮嚀我,若有漫畫家問起「安迪‧戴維溜去哪了、怎麼好久沒有出現呢?」請說:
「告訴他們我在躲藏,我在找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