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inting in Prison and Out of Prison

An interview with Mohammad Sabaaneh

A part of the art research project Documenting Our Time with Cartoons

A behind-the-scenes of Between Conflicts and Tables and With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Armed Fights

Feature Story

獄中作畫，出獄作畫（上）──穆罕默德‧薩巴拿的小圖書館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Ramallah, Palestine

July 2018

以為與巴勒斯坦漫畫家、創作自由倡議者穆罕默德‧薩巴拿（Mohammad Sabaaneh）的頭幾次會面，會是在拉馬拉（Ramallah）眾多陽氣十足、水煙瀰漫、草根社運人士熱愛造訪的傳統阿拉伯咖啡廳。然而他指定了Zamn──派駐、旅居巴勒斯坦的國際人士或返鄉外籍巴勒斯坦人間耳熟能詳的清新咖啡廳。我在美式流行樂、聯合國與國際NGO工作者間的行禮間，找到戴著粗大圓框眼鏡、蓄鬍不多、形貌文青的他。他從沙發上跳起，熱情的微笑與招呼是很在地式的。

見面第一天，薩巴拿的一位巴勒斯坦朋友從以色列海法來訪，這代表這是一場難得的聚會。（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失去領土起，不僅綠線（Green Line）兩端分別持有藍卡與綠卡的巴勒斯坦人分別適用不同治理政策，分居東耶路撒冷、西岸、加薩、以色列四地的巴勒斯坦人，彼此的穿梭與接觸亦有重重窒礙。）當三人話題愈來愈往國籍、公民權、政治架構、臨時方案、邊境安檢站等議題走，也愈發覺薩巴拿義式濃縮喝得很兇，菸抽得很重。「這裡的狀況是不可能有誰能完全了解的，對你們來說太複雜了。」他頻頻搖頭。

上個月從參與比利時漫畫節慶回國時，薩巴拿攜帶的、創作半年的長幅卷軸作品（以巴勒斯坦歷史為主題）才遭以色列海關扣留沒收。

8月份，他則即將因《黑白巴勒斯坦（Palestine in Black and White）》的發行，飛往倫敦配合宣傳。這本書是薩巴拿2013年因漫畫遭以色列逮捕入獄後大量創作的成果，也是2017年美國第一版《白與黑（White and Black）》的英歐版。

然而他的創作主題並非總是以巴國族糾結，針砭對象也並非僅僅以色列或國際社會（譬如最近常畫的川普）。相較之下，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任何當地政黨均砲火猛烈的諷刺漫畫，也多次得罪巴勒斯坦權威，令他遭受威脅。

薩巴拿英文署名「Sabaaneh」中的「b」總有顆很大的肚子與放射狀細線。直到看見他家中的仙人掌，才知在輾轉遷徙的童年裡，仙人掌成為他對巴勒斯坦最深的印象。他從家鄉傑寧（Jenin）帶了幾株多肉盆栽到拉馬拉家中花園，在自己的工作空間與花園之間，放了張矮矮的大圓桌、調色盤和各種作畫工具，讓4歲的女兒盡情揮灑。翻出一疊收藏整齊的女兒作品，他說：「我希望記得它們」，彷彿深知自己隨時可能入獄。

我問起工作桌上的維他命，他苦笑描述，一邊支撐家計一邊抽空創作的他其實已長期飲食失調。即使如此，他仍煮了一杯濃濃的阿拉伯式咖啡遞來，搭配中東椰棗製成的甜點。

工作室裡充滿畫作與雕塑作品。正對門口的兩幅肖像，則是他不得碰面的加薩畫家Moutaz Naem，輾轉託人帶給他的重要油畫：31年前遭暗殺的巴勒斯坦漫畫家納吉‧阿里（Naji Al Ali），以及46年前遭暗殺的作家哈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

不畏觸怒以色列、巴勒斯坦、國際社會

縱使由於歷史包袱、顛沛身分與政治糾葛，創作諷刺漫畫的薩巴拿常被視為立場鮮明、渴望傳輸理念的持筆運動者，但他堅持，自己其實注重藝術表現更大於故事意念；閱讀他人漫畫時，最受震撼的也是視覺呈現而非故事線。

他認為創作者不必解釋作品，不過區分目標群眾有其必須性。面對訊息較鮮明的漫畫作品，以及與隱晦的藝術畫作，他也分別簽上英文、阿文不同形式的署名。

新版的《黑白巴勒斯坦》封面相較於舊版《白與黑》封面，敘事、政治意圖都更強烈，但他偏好前一版藝術氛圍濃厚、細節豐富的封面。他也透露，自己偏好原標題「白與黑」勝過「黑與白」，表示因為：「白色代表希望。」

以巴勒斯坦為題的這本創作，在巴勒斯坦當地反而找不到、亦無出版社接洽。除了在地書店本就稀少，依據他的解讀，熟悉在地命運的巴勒斯坦人對廣泛的巴勒斯坦故事興趣索然，當地亦無足夠出版資源，因此這樣的故事，目標群眾為國際社會。相較之下，國際社會對複雜的在地政治，如哈馬斯（Hamas）、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政黨派系間的勾心鬥角，不若對以巴衝突來得有興趣，因而這類議題的目標群眾為在地讀者。

如此不捨棄任何批評對象、並區分目標群眾的諷刺漫畫創作路線，逼迫他大量閱讀國內外新聞，並在試著每日作畫、對事件做出回應的同時，思考最有效率的傳播方式。16年來，這些作品發表在阿拉伯世界各報社、國際漫畫通訊社（如荷蘭的《漫畫運動組織（Cartoon Movement）》）、個人社群平台（臉書及推特），激起不少情緒。

這也令人想起納吉‧阿里──至今最知名的巴勒斯坦漫畫家。由於不畏譴責多方領導及政治力量，在面臨數次性命威脅後，他在1987年前往倫敦報社交稿前遭到暗殺，凶嫌疑似來自巴解組織。

薩巴拿確實在納吉阿里的漫畫中長大。他回憶：「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漫畫家。」在8歲得知阿里遭暗殺前，小學時光都在於科威特度過的他，透過母親的故事及分享，而認識阿里的「韓達拉（Handala）」等漫畫。

「他那時沒有家鄉」，薩巴拿曾這樣形容阿里。阿里在以色列建國後被迫離開巴勒斯坦、移居黎巴嫩難民營，此後曾有數年遷居科威特並為當地媒體作畫，直到得罪阿拉伯世界不少政權，顛沛移居倫敦。

薩巴拿則於1979年在科威特出生，雙親皆是巴勒斯坦人，12歲時波斯灣戰爭爆發，舉家於1991年遷至約旦。

在約旦住了7年後，薩巴拿到巴勒斯坦就讀安納札大學（An Najah University），漸漸在巴勒斯坦生根。雖然自認為巴勒斯坦人，他擁有的公民身分屬於約旦（由於父親於1967年六日戰爭時所在的科威特曾提供支援，父親擁有約旦公民身分，並給予了他），並認為巴勒斯坦人的綠卡ID不代表真正公民身分──身分認同的難題，對出國一趟必須穿越巴、以、約國界並透過約旦安曼機場（QAIA）出入境的薩巴拿感觸格外深刻，亦時常在對話中提及。

2013年2月，薩巴拿從安曼洽公返回巴勒斯坦時，在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口岸被以色列軍方逮捕。（回想上個月被奪走的畫作，他自嘲：「我和這個口岸真有緣！」）他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的al-Jalameh監獄遭審訊，除了一開始播通電話回家、並請家人不要探望外，「對他們來說太遠了，我的母親也很老了……」往後便無法聯繫家人。

2個月的審訊後，他被以「勾結哈馬斯」為罪名遭轉至Naqab監獄，服刑3個月。即使試圖辯解自己並無勾結哈馬斯，且常以漫畫批評哈馬斯：「其實連哈馬斯都討厭我！」然而常遭以色列網民攻擊的他，深知以色列也討厭他──入獄其實在長年預料之中，他多次強調：「非因我是漫畫家，這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命運。」

《白與黑》：一片如同露天監獄的國土

入獄期間，薩巴拿意識到自己思想上的轉變。「入獄前，看待進入以色列監獄囚犯的眼光是英雄式的；然而入獄後，覺得囚犯不是hero，而是human being。」他拒絕以英雄角度歌頌囚犯，而是還原平凡人物的姿態，細細勾勒獄中每個角落與面孔，描繪出人們聽足球廣播、進食、上課等場景，完成了約300幅草稿。

如今他抽出獄中繪圖草稿，翻閱其中一本橫條紋、上下翻的筆記本，激動地說：「英雄不需要幫忙！但是這些是『人』，他們需要援手。」在獄中，薩巴拿萌生了出獄後以展覽發表作品的想法。

幸虧以色列沒有扣留薩巴拿背包中的紙筆。他在獄中遇見一名藝術家，15年找不到畫具，於是將一些約旦帶回的畫具給了對方，自己也用簡單工具作畫。

然而為避免以色列獄方發現並破壞作品，獄中作畫時，他刻意將具有辨識性的監獄細節留白，如柵欄、手銬、大衛星、起居空間等。紙面上看起來如超人、足球明星的熱血故事，彷彿僅是一位普通年輕囚犯的瑰麗遐想。

薩巴拿請服刑期滿的獄友幫忙夾帶漫畫給家人，以及給予當時合作報社《Al-Hayat al-Jadida》刊登。

出獄後，他將這些漫畫的細節補齊，為展覽做準備。其中一幅作品於出獄當年獲得阿拉伯諷刺肖像競賽（Arabic Caricature Contest）第三名，筆記本中那張線條凌亂、獄中作畫的鉛筆原稿，仍被他珍藏著。

在資源有限的環境裡作畫，對薩巴拿來說相當熟悉。一生自學作畫的他，無論在巴勒斯坦、約旦都找不到販賣水筆或毛筆的文具店，鉛筆是唯一工具，畫風的發展也透過自行摸索。他指出，大學時期網路尚未進入巴勒斯坦，「只有在安納札大學可以找到一本阿里的漫畫書，只有他能做為學習模仿的對象。」

出獄後、2017年《白與黑》發表後，薩巴拿意外多了更多機緣出國，除了把握機會與各國漫畫家交流，也總是抽空參觀各國書店，買些精彩的漫畫作品，再帶幾支水筆與毛筆回家。

如今工作室一角，書櫃裡外堆疊數十本視覺文學著作，比巴勒斯坦任何一間書店的漫畫收藏（若有的話）都更豐富多元。他感慨：「這是巴勒斯坦找不到的角落。」在人們被迫與外界隔絕的西岸，依然鍾愛紙本的薩巴拿為自己建起一座小圖書館，作為望向國際漫畫的窗。

採訪這幾日，薩巴拿正因前一周荷蘭報社《Volkskrant》對某名漫畫家做出處罰的決定氣憤不已。事件背景可追溯至4月下旬，該報因刊登一則針對以色列建國70周年的漫畫，遭美國猶太人權組織西蒙‧維森塔爾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譴責為「太侮辱性」及「反猶太情結（Anti-Semitic）」。

該幅漫畫中，一名看來手無寸鐵的加薩人神情緊張地退至牆角，周身盡是斷垣殘壁與屍體，一名揹著以色列軍人持槍指著他，朝他身旁乃至心臟四周的牆面發射一列子彈，排出「祝我生日快樂」字樣。這幅漫畫映射出四月以色列與加薩邊界的水深火熱，時值川普不顧國際譴責、強勢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前夕，以色列將要歡騰慶祝的獨立建國日，亦等同巴勒斯坦人流亡國際、成為難民的國殤日（Nakba）。

薩巴拿激動地指出，近年來，以色列屢次將巴勒斯坦的反抗及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反猶太」畫上等號，肅清異己，忽視其主要訴求為日益嚴重的軍事佔領及屢遭危害的基本人權。「所有的諷刺漫畫、言論自由、人權訴求，碰到這條『反猶』紅線，都得退讓！」他愈說愈傷心：「人們認為歐盟的言論自由很好，根本狗屁！」

採訪隔日，他畫了一幅漫畫上傳至《漫畫運動組織》，名為「反猶太主義鏡子（Anti-Semitism Mirror）」。畫中，一名以色列軍人伸出食指，指向鏡子中手腕受傷的自己，不悅地抬膝踱步。鏡面卻無法映照出被忽略的鏡外細節：以色列軍人揹著步槍，另一隻手腕上銬著一名被吊在空中的巴勒斯坦孩童。

與報社合作16年　仍不定期遭冷凍

幾乎每天創作一幅漫畫的薩巴拿，2002年自安納札大學畢業後，即任職阿拉伯美國大學（Arab American University）至今，只能利用工作之餘的閒暇作畫。他陸續與巴勒斯坦報社《Al-Hayat al-Jadida》、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報社《Al-Ittihad》及其約旦分部、倫敦《Al-Quds Al-Arabi》等報社合作。亦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如獨立媒體《中東觀察（Middle East Monitor）》及通訊社性質的《漫畫運動組織》。

這些合作對象中，緣分最久的是自2002年合作至今的《Al-Hayat al-Jadida》。這份巴勒斯坦三大報中唯一刊登當地漫畫家作品的報社，其實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政治傾向明顯。因而薩巴拿即使累積了長年合作關係，仍不時因政治與讀者因素──有時因譴責權勢，有時則因犯了不得描繪先知穆罕默德的禁忌──遭報社勒令停止作畫。冷凍時間可長可短，大多數時候，報社則直接拒絕單日作品。

薩巴拿說，對照《Al-Hayat al-Jadida》與《漫畫運動組織》網頁，就可以看出哪幾天他的作品被報社採用、哪幾天被拒絕後自行上傳後者網頁。我一看，報社採用與拒絕的機率幾乎一半一半。

詢問他作品被拒刊的感想，他的回答竟是意外淡然。

「我不在意。」

薩巴拿說，如果被禁，就上傳至《漫畫運動組織》，或上傳臉書、推特，網路世界無遠弗屆。加上報社以月計薪，無論漫畫被拒絕幾日、或被勒令停畫幾日，自己每月仍有600美金薪水可領。他分析，報社為了安撫政客，做做樣子表示已經處罰漫畫家，反而讓他多了幾天好假期。

長期觀察阿拉伯世界漫畫家創作自由的薩巴拿相信，西岸的創作自由較加薩為佳，巴勒斯坦的創作自由又較許多阿拉伯世界為佳，舉例：「一位被冷凍7年的漫畫家，最近也回來作畫了，《Al-Hayat al-Jadida》已付她三個月薪水。」

我不確定入獄過的他，如何保持這樣的樂觀。詢問他是否擔心再度入獄，無論因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方的壓力？尤其近年來，巴勒斯坦內部政治惡鬥愈來愈明顯。他的回應是：「一旦開始這麼想，你就開始自我審查了……而我拒絕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

他說，確實生在這裡，就隨時可能身陷囹圄，縱使家人也相當擔心，然而他強調「許多巴勒斯坦人都入獄多次。」漫畫家縱也無法脫離這樣的宿命，他能努力的，便是保護作品不被損毀。他將作品原版藏在安全處，有些甚至不在自己家中。

他描述，許多巴勒斯坦人千方百計試圖離開這個憂鬱的國度，然而留在當地的，無論職業與貴賤，都共享同樣的命運。提到幾公里外的以巴邊境檢查哨、愈來愈多的軍事屯墾區（settlement）與私人佔領區（outpost），他愈說愈激動，指著自己的咖啡杯：「你不能說自己是知識分子，就可以躲在螢幕後方作畫，不去參與這樣的生活，喝一杯3美元的咖啡，可能是一個家庭一整天的收入……你不能人在國外，就說那裡不是對抗的前線，國外到處都有以色列人，到處都是前線！」

薩巴拿透露，在臉書的公開專頁（Page）上，他以兩種呈現方式區隔目標群眾：純畫作可以觸及國際讀者；附上一串阿拉伯文短評的畫作，則針對在地讀者。

他表示，即使傳統媒體及政府當局的審查機制，較難觸及臉書等網路社群平台，使得後者的言論自由看似較為開放，然而，讀者的不滿言論及檢舉功能依然得以癱瘓帳號。面對言論自由的雙面刃，他沉默了一會，嘆氣承認：有時覺得關掉臉書，似乎能清靜些。「巴勒斯坦人愛用臉書，但國際讀者較看推特……」他喃喃。然而，這是否反而使資訊早已受到媒體與當局篩選的在地讀者，離多元聲音更遠？我彷彿看見他的掙扎及矛盾。

獨自摸索畫風

薩巴拿堅持以人的角度描繪獄囚，而非英雄，這樣的堅持使他面臨不少在地批評，也有些認為他的作品重複國際社會看待巴勒斯坦的悲情論調。有些人則建議他的漫畫應該以幽默輔佐，最好能搏君一笑。然而這些聲音都未曾使他動搖。

他強調自己重視藝術表現更大於故事線，也因此，1998年就讀安納札大學新聞系的他，選擇轉往室內設計系。「其實那時只是想轉個藝術學院，不想念新聞，覺得巴勒斯坦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不必重複同樣論調。」作畫初期，他模仿的對象除了阿里外，只能透過想像。後來巴勒斯坦有了網路，他持續閱讀與學習，在2008年透過朋友的介紹買了螢幕繪圖板。

2013年入獄的3個月，他重新以手繪大量作畫。2014年自法國一場藝術節慶回國後，薩巴拿更決定未來都採取紙上作畫。他發現，自己還是最喜歡手繪的溫度。

今日，薩巴拿翻出自己出獄後第一本手繪本，線圈素描本裡的幾何、線條及空間表現，大膽俐落，已與獄中畫風大不相同，漸漸出現今日諷刺漫畫的雛型。「反覆摸索後，我決定這是我想要的風格……」薩巴拿熱愛黑白勝於多彩，多數作品僅僅著上一點色塊。他不喜歡解釋畫作，也無法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作品，認為這些題目都應該交給讀者。

然而從工作室的蛛絲馬跡，可看出回憶在他心中的份量。譬如辦公桌後方三幅素描畫，在他的同學之間詢問度很高，但無論如何都是非賣品。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起義（Second Intifada）、以軍封鎖校園時，他在校園內偷偷畫下這些素描，至今他仍裱框，珍藏這些回憶。

最多產的時期？「監獄中。」

薩巴拿回憶在學期間，曾有些同學也喜愛作畫，但最後沒有持續。他細數幾位人名，最後竟想不起誰仍持續走在這條道路上。「巴勒斯坦沒有漫畫家社群」，他感嘆，因此他持續認識國際朋友，也持續累積自己的小圖書館。移動速度又急又快的他，原來早已習慣緊湊的生活步調──為了營生，他從事每天8小時的校園行政工作，剩下的時間才能拿來作畫。

拉馬拉物價幾乎如台北，而巴勒斯坦三大報中，《Al-Ayyam》無漫畫、《Al-Quds》雇用約旦漫畫家，僅有《Al-Hayat al-Jadida》在免費刊登他的漫畫6年後，終於提供每個月600美金薪水，但根本不夠餬口。薩巴拿在阿拉伯美國大學的行政工作每月可有1500美金，但也壓縮創作時間。

他苦笑，至今最多產的時期，反而是在獄中。

「年輕人的環境更辛苦，這裡除了沒舞台，也缺乏漫畫家的藝術教育。」也因此，他樂意為當地年輕人與孩童提供免費漫畫工作坊。

此外，自2014年起，他也志願性為國際漫畫家權益組織（Cartoonists Rights Network International，CRNI）擔任巴勒斯坦地區的負責人。譬如2017年，哈馬斯逮捕批評當局的加薩漫畫家Ismael al Bazem時，薩巴拿即呼籲國際社會聲援。

即使時間永遠不夠用，薩巴拿依然投入自發性的創作，譬如近期繪製的4公尺長、40公分寬的長幅作品，以女性為題材，是另外兩幅以戰爭、巴勒斯坦為題材的長幅作品的延續。「一開始只是純粹因為開心、有興趣，所以開始畫，但現在想想或許可以辦展覽……我想再多畫四五幅」。他提起繪製《巴勒斯坦》的美國漫畫家喬‧薩科（Joe Sacco），「他的長幅作品《大戰（The Great War）》影響了我。」

讀過薩科、居‧得立勒（Guy Delisle）、Leila Abdelrazaq等漫畫家筆下的巴勒斯坦，接下來，他想以自己的角度，畫一本關於巴勒斯坦的視覺文學作品。

事實上，出版著作的收入也並不高，收錄120幅作品的《白與黑》令他忙碌了6個月，帳面報酬是1500美金的版稅。妻子也是藝術家嗎？「不是。幸好不是。」他說。他希望嘗試出國念藝術碩士，或許回到巴勒斯坦擔任教授，薪水可以提升到每月2000美金以上。

「得試試看，不然每天8小時的辦公室工作，真要命。得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