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ding A Free Path Beyond the Political Blockade

An interview with a young Palestinian about his risky journeys across the Israeli-West Bank separation wall

A behind-the-scenes of Between Conflicts and Tables and With Peaceful Resistance and Armed Fights

Feature Story

找一條政治封鎖外的自由路──偷偷騎入以色列　Published in Mirror Magazine　

Israel and Palestine

July 2017

打通一條被惡意封閉十幾年的路，有幾種招式。在巴勒斯坦，你可以冒著入獄、被射殺的危險，翻過那一道13年來被聯合國大會譴責、國際法庭批評的708公尺「類南非種族隔離」水泥高牆，翻過被掐住喉嚨的家園。

你也可以仿效Kafr Qaddum的村民，為了一條遭以色列禁行14年、雖法院已判禁行令違法、但仍因安全為由遭持續封鎖的重要聯外道路，7年來周周上街遊行抗議，和道路另一端的IDF（以色列國防軍）對抗。在以軍攝影直升機、坦克、催淚瓦斯、震撼彈、點22口徑實彈漫天飛的攻擊下，你拿起石塊、燃燒的輪胎，並記得以圍巾蒙面，因為以軍幾乎每一周都夜襲村莊、逮捕抗爭者。

不過，準大學畢業生阿里想到一個前所未見的新方法。這個周末，他換上無袖球衣、短褲，跨上一台黑色自行車，戴上單車安全帽、運動眼鏡，把鬍子剃乾淨，嘴裡含著一條銜接後背包水袋的吸管，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阿拉伯人」。這套貌似以色列車友的裝束，是他從網路上看來的。

自約旦河西岸騎行幾小時後，終於來到巴、以疆界。

不會說希伯來文的他，壓抑緊張的情緒，緩慢地騎向安檢口岸。以色列黃牌轎車正快速地駛入、駛出巴勒斯坦，暢行無阻；但巴勒斯坦的白綠牌車不得接近口岸，全被迫在幾公尺外熄火靠邊停，人們扛著行李，在持槍人員盯梢下，徒步穿越鐵籠包覆的安檢長廊。

他踩穩踏板，尾隨幾輛黃牌車進入以色列，好像「回家的路」已經熟到不能再熟那樣地氣定神閒。

沒有人起疑，他成功進入了以色列。

長達一個月的拉馬旦（Ramadan，伊斯蘭齋戒月）已結束，但他的旅程才剛開始。當人人慶祝開齋，他揹著帳篷騎向以色列，一個他與家鄉的人們難以想像的、失去70年的家園、滄海桑田的鄰土。阿里騎到哪紮營到哪，所有親人、朋友都說他瘋了──約旦河西岸的家鄉不流行單車文化，而長程單車之旅的故事，就連以色列都不多。

自由移動難如登天

被以色列佔領50年來，今日巴勒斯坦1200萬人仍活在各種以「防恐」為名而遭受的武力鎮壓、行政監禁、被屯墾區瓜分家園等陰影裡，同時被箝制居住、移動、出入境等自由。加薩走廊砲火外，烏雲罩頂的西岸地區實際上骨鯁在喉。

2000年巴勒斯坦大規模起義（Second Intifada）前，6歲的阿里才第一次隨學校老師到耶路撒冷參觀，未料，那也成了他記憶中最後一次合法身在以色列。那年起，以色列加強管控，更不顧國際抨擊地築起一道阻擋巴勒斯坦人進入的巨牆。伊斯蘭世界地位崇高、信徒曾前仆後繼朝聖的圓頂清真寺，也被鎖在牆裡。

諷刺地，也因如此，耶路撒冷儘管文化交揉且機能多樣，阿里同輩的朋友們對它的印象僅有圓頂清真寺、Al aqsa等幾個聖地的名字，不再具有上一輩的親身見聞、也不曾擁有今日耶路撒冷的全面概念。

他們是見證「失去耶路撒冷印象」的第一代。

拉馬旦一個月，以色列政府開放巴勒斯坦人申請以色列朝聖、探親的許可證，但不許過夜。12-40歲是申請最困難的族群，除非家族身世背景極為清白，否則通常遭拒，且沒有理由。

1967年失去家園後這50年，巴勒斯坦人積極參與各種抗爭，卻也因而大量被列入黑名單。光是被拘捕的人數，50年來就共計約85萬人，含未成年兒童；25至60歲巴勒斯坦男性中，40%以上都被以色列逮捕過。根據巴勒斯坦主計處資料分析，這表示70%以上的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在監獄裡。

不難想像，巴勒斯坦大家庭的文化裡，每個人幾乎都與有反政府背景的「親屬」脫不了家族牽連，難以合乎以色列身世清白的規定。

穿透巨牆的亡命之徒

阿里想不起家族裡任何人有反政府的背景，然而，每回申請許可證依然總是遭拒。他唯一能想起與政治牽連的一次事件，是27年前以色列政治人物Meir Kahana

在紐約曼哈頓被暗殺後，農夫爺爺在某一清早到橄欖園整理時，被Kahana兒子射殺，沒有理由。

「這裡的人生就是這樣，」對於人們長年莫名被遭次等公民般對待，阿里司空見慣，口吻一如多數巴勒斯坦人。縱使前往以色列危及性命，「真的沒啥好怕」，他搖搖頭。我和他提起自己走在西岸時，頻繁聽見槍聲；提起目睹絕食抗爭時，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被IDF鎖喉、被拷打至昏迷；提起當地記者朋友被軍人打、被逮捕和被開車衝撞……提起自己的感觸。

從他的反應看來，我是少見多怪了。

阿里第一次非法進入以色列，是翻牆。2012年升大學的暑假，正逢拉馬旦。剛滿18歲的他，想到以色列政府始終擴大在耶路撒冷的佔領、摧毀房子等，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到那兒支持清真寺附近的同胞。

幾個熱門偷渡點中，他選擇從Qalandiya安檢站旁的Al Ram翻牆。牆邊負責把風、盯緊以軍──或與以軍串通──的生意人，平常索討20謝克爾（shekel）（約6美元），但拉馬旦的價格被哄抬了兩三倍。

一收到「前方安全」的信號，阿里迅速付錢，爬上臨時架設的梯子。8公尺高的牆面在巴勒斯坦這一端非常炫麗，滿是呼喊自由的塗鴉。

幾年後的今天，我和熱愛音樂的阿里提起這陣子讓Thom York（Radiohead主唱，本月即將在以色列演出）很尷尬的Roger Waters（Pink Floyd靈魂人物）以及其他國際名人，都曾在這面牆下塗鴉；阿里說，這些名字他沒一個聽過，他的世界裡只有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埃及等音樂。

牆的另一面意外單調，他抓著繩索跳下，紮實的觸感是以色列60號公路水泥鋪面。謝天謝地，牆邊第一排住家是Beit Hanina社區，這群1948年前就住在這兒的巴勒斯坦居民，包準不會通風報信。他小心翼翼地跑到社區後方的停車場，躲在角落觀察四周有無士兵。確定一切安全後，往巴士站的方向跑去。

上車之後，他才真正嘗到勝利的喜悅。

那年之後，阿里前後冒險六七次翻過巨牆，都只為了耶路撒冷。「當時我還沒肖想過其他地方，也還沒有迷上騎腳踏車的感覺。」

身為見證高牆築起的第一代，阿里在水泥牆、鐵絲網、電網之下，鋌而走險，尋找突破以色列封鎖的新方式。

2014年開始騎腳踏車是因緣際會，起初只因有個體育系的朋友想健身，找他一起加入。單車踩著踩著，他卻愛上了自由自在的感覺：「假如坐車，就沒有眼前這麼開闊的風景！」他開始渴望能走得更遠、看見更多地方。

網路打開了他的單車世界。他熱切搜尋許多這塊土地上遍尋不著的資訊──健身食譜、騎行裝備、安全須知等。眼前的一切，激起了他單騎天涯的憧憬，但這樣的夢想可能太昂貴。

多數的以色列人，早在讀大學前就有長程背包旅行、飽覽十多國家的經驗。他們高中畢業後、在IDF服兵役兩三年後，通常父母體諒他們的辛苦，會贊助他們旅費到拉丁美洲或東南亞旅行。

但相較之下，在巴勒斯坦，自由旅行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那一頭送來的便宜貨

巴勒斯坦縱使已有聯合國觀察員身分，但公民的國籍有如消失一般。除了少數擁有藍卡（世居在以色列1948年獲取的領土上，被轉為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外，任何人都無法擁有一本護照，也無法由以色列管控的機場進出。

他們唯一能做的，是跨越約旦邊境，申請約旦發給的護照，要價1000謝克爾，只有2年期限。但這本護照與真正約旦公民的護照仍有不同，出國仍被視以巴勒斯坦人相待、被嚴密盤查；更弔詭的是，在某些國家（如與以色列交惡的黎巴嫩）卻又因以色列因素而被拒絕入境。

除了密不通風的政治因素外，近年愈形嚴重的經濟問題，也可能成為壓垮巴勒斯坦人的最後一根稻草。阿里畢業於巴勒斯坦最頂尖大學之一An Najah大學的行銷科系，但他對前途不樂觀。工作機會太少，許多學歷漂亮的電機工程、醫學系朋友，畢業後仍找無職缺，只能到餐廳當服務生、或到以色列以勞動換高薪。

阿里感嘆地說，由於經濟與不自由，巴勒斯坦幾乎已被以色列吃得死死牢牢，這比武力鎮壓還具有殺傷力。人們曾懷抱和平抗爭的希望，現已無望；激進的暴力抗爭，又會讓巴勒斯坦人被貼上更多負面標籤。人們正陷入一團僵局，大多只能安分守己地完成人生進行曲。

但阿里還抱著他的夢想。幾年前，他透過人在美國的親戚幫忙，申請上美國的大學就讀許可，但就在他帶著許可書翻牆到耶路撒冷、到美國大使館請求幫忙時，卻在面試這一關失敗了。「3分鐘的面試裡我只被問了些基本問題，例如會待多久、身上有多少錢，我不知道他們無法給我簽證的原因。」

騎車帶給阿里一點自由，但三年前，他還沒有一台自己的腳踏車。「有天我在學校，朋友問我要不要買一台自己的腳踏車？但我身上只有200謝克爾（約55美元）。他說：『沒問題，你就來吧！』」

朋友帶他到幾間特別便宜的二手店。與以色列一牆之隔的卡爾及利亞（Qalqilya）幾間狹小混亂的店面裡，塞滿來自以色列的二手貨。他看中一台黑色單車，有七段變速、平地爬坡綜合性能，才200謝克爾；TATONKA輕量化後背包才25謝克爾，安全帽15謝克爾。這些裝備性能良好，三年來伴他上山海，都還沒壞過。

他的大學所在地那不勒斯（Nablus）也有較零散的二手市集，「通常周六進貨，那時候血拼最棒了。」他找到20謝克爾的雙人防水帳篷、10謝克爾的睡袋，像挖到寶一般開心地抱回家。

「沒人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所以它們很便宜」，他苦笑著：「沒人理解這樣遊山玩水的樂趣。」他愈騎愈遠，跑遍西岸各地，找到一片草皮就紮營。手機裡幾乎都是自己與腳踏車的合照。有次他爬坡到離家3公里外的山區紮營，家人看他這麼雀躍，都覺得他瘋了，有家不回，去外頭露宿？

有時，他也騎車到抗爭現場聲援朋友，紮個營，在帳棚外插上巴勒斯坦旗。去年開始，他開始想要看看以色列這塊土地。

「騎車改變我好多想法，在這之前，我以為自己的人生也像多數巴勒斯坦人一樣：念個好大學、畢業、賺錢、買房子、娶老婆……。但現在我好想走得更遠。」

縱然危險，縱然孤單

去年起，他開始騎車闖關以色列，特拉維夫、海法、阿卡等幾個重要的城市及景點都遊歷過了，「沿海岸線騎，最平穩，騎得最舒服。」他窩在朋友工作的餐廳，免費吃最基本的Shakshuka和Hummus果腹。有時幫忙打打黑工，一天可領一兩百謝克爾，幫助自己繼續旅行。

但紮營是他最害怕的時間，為了躲警察、竊盜份子、不安好心者，他大多找較隱密孤絕的海灘紮營。幾年前他被警察抓過一次，最後被拷上手銬、押進車裡、載到邊境安檢站。凌晨沒有巴士回家，他在路邊的樹下睡一覺，直到隔天清晨。

有時，阿里騎得累了、或時間不夠，就想搭巴士放鬆一段。但幾個主要城市的公車總站都得經過層層安檢才得進入。他擔心自己又被抓包，於是靠google map查詢巴士路線、時間，等巴士駛離總站後才在路途中攔停。有時司機不開後車廂，他扛著單車到座位上，被清一色陌生的希伯來文包圍，內心忐忑不安。

這次是他第三次進入以色列，從家鄉Al Lubban出發，往南順時針繞一圈，走耶路撒冷、特拉維夫、海法……往北。

我和他約在Sea of Galilee見面，自己從更北邊戈蘭高地──另一塊全球爭議、以色列聲稱擁有主權的土地過來。

阿里騎到了我所住的社區，來電說對整片海景別墅的恢弘氣勢非常不習慣，害怕地催我趕快出門迎接。我問他為何害怕？巴勒斯坦明明也有這樣寬闊的景觀別墅；原來他說，常常遇到態度極不友善的以色列人，這樣的印象，在更高一層的經濟階級裡默默被放大了。

第一次看見舉世聞名的Sea of Galilee，他感動得歡呼，興奮地跳進一片藍水裡游泳。他要我幫他拍一張照，隨即把自己的腳踏車舉起來。

同遊一段的朋友原本也能看到這海景的，卻意外被憤怒的父親call回家了；他則繼續在路上，幾乎每一個小時，就接一通來自媽媽的電話。「有沒有吃東西？有沒有睡好覺？」「快回來，小麥收成需要你……」「會不會太危險了？回家吧……」全村的人議論紛紛，但這些都無法喚他回家。

他說，如果更多親友能夠懂得自己在做的事，「如果大家都能一起這樣走一趟，那該多好？」他點燃一根菸，述說自己的孤單。以色列一包基本款香菸10美元，每天抽半包，是他旅程中最花錢的物事。

夜晚，Sea of Galilee的湛藍轉為寧靜的黑色，向右望去有Tiberias燦爛的星火點點；望向左方，則是國界另一頭、水深火熱的敘利亞。徐徐的風與收音機裡傳來的英文歌曲，讓一切都像是不真實。

他打開臉書，和親友保持聯繫，又讀著自己密切追蹤的一位背包客遊記。

「網路教了我愈來愈多事，但也讓我傷心。因為它，我發現這世上好多美麗的事我無論如何都辦不到。」